【新書訪談錄】夏曉虹：北京大學中文係教授 現為河南大學講座教授。主要關注近代中國文學思潮、女性生活及社會文化。著有《閱讀梁啓超》《晚清女性與近代中國》等。開民智、易風俗 呈現北京文化的曆史橫斷麵 - 趣味新聞網

【新書訪談錄】

夏曉虹：北京大學中文係教授，現為河南大學講座教授。主要關注近代中國文學思潮、女性生活及社會文化。著有《閱讀梁啓超》《晚清女性與近代中國》等。

開民智、易風俗，北京現代化城市轉型

光明悅讀：您主編的文集《晚清北京的文化空間》收錄瞭十篇文章，論及晚清北京的新式舞台、報館、新學堂、公園等近代意義上的公共空間，從“晚清北京的文化空間”這樣一個特殊曆史橫斷麵，能看齣當時北京怎樣的城市文化特色？

夏曉虹：晚清北京的城市文化特色，是由曆史的影響與現實的刺激交匯形成的。北京被稱為八百年古都，尤其是清朝三百年的統治，構成瞭北京城的基本格局，也塑造瞭北京人的文化品格。從城市格局中體現齣來，即是內城(北城)與外城(南城)的滿漢分居。不過，滿人在北京長期、集中的存在以及滿族內部的階層分化，也使得滿漢間有瞭更多的交融，相對而言，民族關係比較和緩。北京又號稱首善之區，作為王朝的政治中心，吸引與聚集瞭大量官員與文人學者。落腳在外城的士大夫，因此與城市平民有更多的交集。北京既為朝廷所在之地，耳聞目睹，世風濡染，北京人對於公共事務也更具熱心。特彆是1840年以後，曆次中外交戰的失敗以及自強維新運動的發生，揭示齣王朝統治的衰敗與西方文明的優勢，因此，雖然遲緩並且謹慎，北京還是開始瞭嚮現代化城市轉化的進程。我們現在追溯它的起點，就需要迴到晚清北京。總之，滿漢共存、士庶交涉、新舊摺中，大體可以概括晚清北京的城市文化特徵。

光明悅讀：在《田際雲與北京“婦女匡學會”》一文中，您對名伶田際雲1906年排演《惠興女士傳》一事進行瞭詳細的史料鈎沉，這一新戲排演前後，戲麯界、報界、學界人士悉數登場，戲麯改良、興辦女學、白話報刊等種種命題都迴到瞭曆史現場，能否請您介紹一下，晚清北京的新學啓濛、社會改良是如何深入到社會各個層麵的？

夏曉虹：田際雲是近代著名的梆子戲演員，現在已經很少人知道他的名字瞭，但清末民初，他可是梨園行的領袖。由他排演的新戲《惠興女士傳》，錶現的是杭州駐防旗營中的滿族婦女惠興因辦女學，經費短缺而自殺的真實故事。惠興創辦女學堂固然有滿族自救自新的考量(我在《晚清女性與近代中國》一書中有專章討論)，不過，女子社會化教育確是從晚清起步，對開通民智、改良習俗意義重大，女學被賦予瞭重要使命。隻有改變待守傢中、大門不齣二門不邁的舊習，女性纔能進入學堂接受新學教育。而這些原本屬於精英人士的思想觀念，要為社會大眾普遍接受，需要經過啓濛。

當然，被梁啓超稱為“傳播文明三利器”的學校、報紙、演說，在晚清新學啓濛中發揮瞭巨大作用。隻是在這個案例中，我希望凸顯晚清北京啓濛的特色，即戲麯的重要性。具有維新意識的田際雲堪稱最閤適的啓濛角色。他既有入宮演戲的內廷供奉身份，又為士大夫與市民熟悉和接受，恰好可以成為溝通朝野、打通上下層社會的中介。而清室與民間對戲麯的共同愛好，也使得“戲麯改良”所緻力的開民智、易風俗，得以藉助時事新戲的演齣深入人心，被廣泛接受。起碼，北京女學堂的迅速增長與1907年清朝學部頒布章程、承認女子教育閤法化，都可以看齣《惠興女士傳》的影響。所以，我覺得這個個案對於呈現晚清北京的社會改良與啓濛展開的過程具有典型意義。

光明悅讀：本書有多個篇章使用瞭《京話日報》的材料，該報創刊於1904年，梁漱溟曾經評價這份報紙“當年對北京社會乃至廣大北方社會起著很大推動作用”。清末北京進入瞭辦報興盛期，《京話日報》在當時是什麼定位？

夏曉虹：雖然我在上麵強調瞭戲麯在晚清北京的特殊地位，但應承認，就覆蓋麵與持久性而言，報刊還是更有效的啓濛利器。北京的報業到1900年後纔逐漸興盛，一個重要標誌是民間報刊的興起。除瞭從傳統邸報延續而來的《京報》專門登載朝廷文告與動態，民辦報刊形成瞭體現民意的輿論空間。彭翼仲正是其中最有代錶性的報人。他的驚人之舉是一人辦瞭三種報刊：1902年6月創辦的《啓濛畫報》是北方最早齣現的畫刊，目的在開童智；1904年8月發刊的《京話日報》用白話書寫，宗旨是開民智，即彭翼仲所說的“開通社會多數人之智識”；當年12月又專門為瞭開官智，推齣瞭文言體的《中華報》。《京話日報》的受眾顯然最廣泛，報紙的影響力也最大。這種影響力不完全是因為該報采用瞭白話，因為在它之前齣現的《京話報》就很短命。實際情況恰如本書《〈京話日報〉(1904-1906)的旗人色彩》一文所分析，本來艱難睏頓、幾乎停刊的報紙，由於彭翼仲以強硬的態度迴應英國駐華公使對《京話日報》刊登南非英當局虐待華工的消息以及連載小說《豬仔記》的乾涉獲勝，讓經曆瞭八國聯軍入京之辱的京城百姓感到大為解氣，伸張瞭民意，振作瞭民氣，由此報紙聲價大漲，發行量激增。再加上當時北京各處散布的閱報社與講報處裏熱心人士的宣講，吸引瞭大量無力買報或不識字的民眾，也迅速擴大瞭這份白話報紙的傳播範圍。因而，《京話日報》所推動的各項改良與開智事業，纔可能贏得京師各界的大力支持。

光明悅讀：書中有一章介紹瞭“清末四大奇案”之一的“春阿氏案”，該案之所以沒有被遺忘，是因為先後有報紙、小說、戲劇等多種形式對其進行記錄與演繹，您曾在《晚清女性與近代中國》一書中提到，“晚清社會變動的劇烈，新聞報導的快捷，使作傢易有強烈的現實感，比之以往各時代，作品更貼近生活。而重大事件由於已有報刊的渲染、鋪墊，引人注目，因此也常常成為文學創作的熱點”，與報刊的互動，對當時的文學産生瞭什麼影響？

夏曉虹：閱讀近代文學、也就是清末民初的作品會有一種強烈的感受，即對時事的快速迴應。尤其是在與古代文學比較時，這一點顯得格外突齣。毫無疑問，近代文學時事性大為增強的特點與近代報刊的興起密不可分。由於新聞的講求時效，記者的探求隱情，報刊的持續關注與追蹤所造就的時事熱點往往會帶動輿論，使之成為公眾廣泛關心和參與的社會事件。前麵提到的惠興以身殉學就是一例。當然，“春阿氏案”更為典型。這本來是一個普通旗人傢庭裏發生的凶殺案。在沒有報刊的年代，“謀殺親夫”雖然可以成為一時街談巷議的話柄，卻也會很快被遺忘。而在晚清的北京，由於《京話日報》的介入與引導，激發瞭社會大眾對於被指認為凶手的弱女子春阿氏的同情，進而抨擊司法機構的濫施非刑、貪贓枉法，錶達瞭對司法公正的強烈訴求。這樣就使得一樁平常的案件，因為與清廷1906年開始的預備立憲掛上鈎，而成為輿論的焦點。小說、麯藝、戲麯等作品隨後對此案的輪番演繹，固然有“蹭熱點”的商業方麵的考慮；但作傢在延續社會批判與改革籲求的同時，又加入瞭愛情悲劇的綫索，讓春阿氏一案能夠超脫一時的政治氛圍而傳之久遠，這的確有賴於文學的想象力與感染力。

古都的前世今生，包容的城市品格

光明悅讀：您在書中提到，晚清北京發生著從“士大夫的京師”嚮“國民的北京”的轉換，這種轉換是否是北京與上海、天津等口岸城市的關鍵不同之處？您也曾對“晚清上海”做過一係列研究，這兩座城市在近代文明的展開上有哪些異同？

夏曉虹：所謂“士大夫的北京”，指的是北京作為清朝統治的中心，匯聚瞭最多的高級官員與著名的文人學者。明清以來，他們始終是北京社會的主導者。不過，進入晚清，西方政治學中的“國傢”概念傳入中國，不但廓清瞭與“朝廷”的區彆，也使得原先的王朝子民逐步轉變為“國民”，開始積極關心與參與國事。在這個城市主體與文化品格轉化的過程中，北京顯示齣與上海所代錶的口岸城市不同的特色。就現代化的進程而言，上海最早開埠，最先受到西方文化的衝擊，加上租界的存在與示範，以及上海原初不過是中國各地隨處可見的普通縣城，城市的變革相對比較容易展開，上海也因此成為新學新政的集散地。而北京本來就有深厚的文化積纍，政治上又是清帝都，轉型遲緩得多。不過，一旦新思潮從上海抵達北京，恰如我在書中引用彭翼仲的一段話所說：“北方風氣開的慢，一開可就大明白，絕沒有躲躲藏藏的舉動。較比南方的民情，直爽的多。”

其實更重要的是，晚清北京的城市轉型因為傳統的負擔重，不同於上海的新勝舊衰，而呈現為新舊並存與摺中的局麵。所以我們可以看到，“忠君”與“愛國”並不矛盾，代錶民意的《京話日報》也會以“日進兩宮禦覽”相標榜。在這樣一種新舊並包的場域中，新學的入場雖滯後，卻也不緻招來巨大的阻力。以民辦女學堂為例，辦學的主力是官紳及其女眷，也包括瞭旗人，即使在清廷的女學章程頒布前，晚清北京女子教育的展開也沒有遇到官方的乾擾。這和南方紳商創辦的女學堂生存狀態明顯不同。

光明悅讀：海外學者曾十分關注上海，“都市想象與文化記憶叢書”已經齣版瞭11部，以文化史的思路研究北京、開封、西安、香港等城市，參與的學者很多，能否請您介紹一下相關研究的起源與成果？

夏曉虹：《晚清北京的文化空間》屬於北大齣版社的“都市想象與文化記憶叢書”。這套書的第一本，實為2005年放在“學術史叢書”裏齣版的《北京：都市想像與文化記憶》，那是2003年鞦北大二十世紀中國文化研究中心與哈佛大學東亞係閤作主辦的同名國際會議的論文集。正是考慮到你所說的上海研究已經相當成熟，陳平原與王德威纔有意識地把北京的前世今生定為會議的論域。陳平原在此書序言《北京記憶與記憶北京》中已經提到，與上海相比，“作為八百年古都，北京的現代化進程更為艱難，從抵抗、掙紮到追隨、突破，其步履蹣跚，更具代錶性，也更有研究價值”。這也是這套叢書更多關注北京的原因。以此次會議為開端，陳、王二人又以相同的模式與命題，邀請國內外不同領域的學者，在西安、香港和開封先後開過三次學術會議，也都齣版瞭論文集。從城市的選擇可以看齣，主持者顯然更看重文化古城的舊邦新命。此外，這套叢書已齣各書除兩本分彆涉及上海與湖南長沙外，其他都是圍繞北京展開論述。進入的角度可以是戲劇、報刊、教育、文人群體或文學，但都是對城市某一曆史文化空間的解讀。

光明悅讀：晚清北京開創的種種文化空間，形成瞭現代北京文化的雛形，今天我們還能感受到哪些影響？

夏曉虹：從有形的文化形態而言，本書已經涉及的女學堂、報刊(包括女報、白話報)、閱報社、報載小說、演說、時裝戲、公益社團、警察、公園等，以及更多未曾涉及的現代高等教育、馬路交通、供水係統、城市管理等，晚清北京已經開闢的種種文化空間，都直接影響到我們今天的日常生活。甚至我自己長期供職的北京大學，其前身京師大學堂，也是1898年成立的。而如果討論無形的精神遺産，個人感受最深的是晚清北京社會的包容。除瞭前麵已經說到的新舊共存，也指嚮北京的滿漢矛盾沒有南方錶現得那麼激烈。以惠興殉學事跡為例，惠興之死在南方除瞭旗人群體，報刊與社會中的反應頗為冷淡；傳到北京後，纔引發瞭巨大反響，激起各階層民眾競相參與助學的熱情。天津《大公報》慨嘆的“長江流域之士夫，不若大河流域之俳優”，也隻有放在滿漢融閤程度較高這一晚清北京真實的背景下，纔能夠得到理解。其實，就此例來看，當時北京士庶交涉的情況也可見一斑。個人的感想是，包容的城市品格在現代北京仍應得到尊重與發揚。

(本報記者 陳雪)

（光明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