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小時健身房。視覺中國供圖。作者|賈靜晗編輯|楊傑0時 北京市朝陽區一棟寫字樓的24小時健身房 深夜健身房藏著1000種秘密 - 趣味新聞網

24小時健身房。視覺中國供圖。

作者|賈靜晗

編輯|楊傑

0時，北京市朝陽區一棟寫字樓的24小時健身房，和白天一樣明亮。

熊敏在一台跑步機上運動――它位於最角落，右側緊貼牆壁，離所有健身器材最遠，站在上麵的人擁有某種“不被注意”的安全感。這是深夜健身帶給她的“特殊權利”――如果提前兩個小時，跑步機上永遠有人，像一場接力。

據保安觀察，深夜健身者大多數會在22時到23時30分之間進門，最遲次日3時還沒離開。來者大多是年輕人，男性占多數；每天都有新麵孔，鮮有人夜夜堅持；夜深人靜，跑步機最受青睞，杠鈴、器械則不那麼受寵。

一位24小時健身房老闆，將深夜來健身的人歸納為幾類：附近餐館的服務生、辦公室裏加班的“社畜”、失眠者，以及被老婆趕齣傢門的中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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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深瞭，健身房裏幾乎聽不見交談，白天火熱的音樂、金屬器械撞擊的聲音也安靜下來，隻有頭頂的空調發齣低低的轟鳴聲。

熊敏穿著一身黑色運動裝，戴鴨舌帽，手機裏放著電視劇，在跑步機上快走著。她喜歡安靜的環境，便於運動時思考，再加上長久以來的失眠，她將健身的時間固定在每天22時30分以後。

曾有一段時間，熊敏總是淩晨一兩點時來到健身房跑步，配速稍稍提升，她會感到心跳不正常地加快，心髒一陣刺痛。“字節跳動員工在健身房猝死”“北京一男子在健身房內猝死，傢屬索賠166萬”“34歲重慶男子健身房運動後猝死”……“健身房猝死”的新聞讓她擔憂。

她對照新聞裏的描述一條條檢查自己屬不屬於類似的“高風險人群”，最終她給自己下瞭一個定義：“一個普通互聯網‘社畜’，不常有‘勞動密集型加班’，精神壓力沒那麼大。”於是第二天，結束加班後，她還是轉頭走進瞭健身房。

1時，熊敏走下跑步機，往傢裏走去。她會在2時左右準時入睡，在3時和淩晨5時分彆醒來――由於失眠，她每天的深度睡眠時間不超過3個小時。

短暫的睡眠過後，是早高峰與漫長的通勤。之後熊敏坐進公司格子間，與電腦屏幕、會議、外賣度過一整天。她在一傢互聯網醫美公司負責App的頁麵運營，雖然工作壓力比不上“大廠”，但忙的時候也要加班到22時多。熊敏不到30歲，腸胃和腰椎都齣瞭毛病。

2020年初，熊敏的前公司精簡人員，修改瞭績效考核製度，按照加班時長確定每個人的績效，並要求周日加班，一些員工“被迫”辭職。離職浪潮中，熊敏遭到同事的孤立，部門的團建，她是從同事忘瞭屏蔽她的朋友圈中知道的。

強撐瞭兩個多月，熊敏提齣離職。她原本等著公司裁員，拿一筆補償款，這下補償也沒瞭。那一段時間，熊敏常在深夜痛哭，也會一口氣吃掉7個甜甜圈，體重暴漲瞭20斤。辭職過後，熊敏迴瞭大連的老傢，休養生息。

幸好還有跑步。掙紮在無止境的加班、同事的“冷暴力”，以及不知道何時會到來的裁員中，“跑步”是熊敏唯一能夠抓住的一點“確定性”。相比起工作，跑步的迴報是明確的，多跑一公裏，就多收獲一公裏的樂趣。這是她堅持瞭4年跑步的原因。

最開始的時候，她隻能跑3公裏，漸漸地，5公裏、8公裏、15公裏、20公裏……跑步機上的數字不斷刷新，熊敏感到一種巨大的快樂，她開始相信，“隻要你去做瞭，肯定就會變好。”

2020年8月，熊敏迴到北京，找瞭一份新工作，“老傢挺好的，適閤‘躺平’，感覺那裏的人，臉上都沒什麼欲望。後來想，如果人生真的還想有什麼進步的話，還是要去大城市。”迴到大城市後，熊敏在新公司附近的健身房裏辦瞭一張卡，深夜繼續在傳送帶上秘密前進。

2

熊敏加入的這傢連鎖健身房，是國內“24小時健身房”的代錶之一。創立不到5年，它的全國門店數量達到瞭近800傢，其中北京有141傢，朝陽區最為密集，有59傢――平均每8平方公裏就分布著一傢。 根據全國門店統計，有十分之一的客流是在22時至次日8時走進健身房的。

相比傳統健身房動輒上韆平方米的麵積，這類24小時營業的健身房往往隻有300平方米，設施少、成本低，像“便利店”一般密集開設，且采取月付製，健身的門檻降低瞭；健身房的門禁通過特定App掃碼進入，因此即便半夜店裏無人看守，健身者也可以自由齣入；跑步機同樣依靠掃碼運行，每一次跑步的數據都會被錄入係統，成為健身者運動過的證據。甚至，在互聯網的管理邏輯之下，健身教練在這裏也擁有更多的自由。

教練郭馳可以選擇“不駐店”，隻在有課時來到健身房。但也因為“不駐店”，郭馳喪失瞭在App上被推薦的機會，隻能依靠老客戶推薦新學員。在App的界麵上，每一位教練的纍計課時、證書、好評率、以及過往學員的評價都以數據的形式呈現齣來，並決定著推薦位的排序。在這類健身房中，教練沒有底薪，代課量決定其全部收入。

“互聯網”模式的健身房有著一套極其詳盡的規則，一旦監控攝像頭拍到教練違規――比如教課時坐下瞭，便會對教練進行處罰。有時，總店的客服――那些監控後麵的監督者，會到店麵對教練進行檢查評估。

教練蔣希原本是一名培訓機構的老師，也是一名資深的健身愛好者。或許是因為練得久，從去年開始，她頻繁地被一同上團操課的學員誇奬“可以去做教練瞭”，又被代課的教練慫恿，決定去考一個舞蹈教練證。一個月後，她通過考核，成為瞭一名兼職健身教練，同時在3傢健身房代課。

正式進入這個行業後，蔣希發現，團操對於女教練的身材要求比男教練更加嚴格。雖然沒有哪傢健身房明文規定女團操教練一定要瘦，但蔣希常常能在下課之後聽到學員聊天，“我希望那個教練更瘦一些”，或是直接在課程的評論區評價教練身材。

蔣希很快接受瞭這份職業的要求，並開始控製飲食，而她的體重隻有100斤齣頭。“這個舞蹈本身叫什麼？叫燃脂舞，就是為瞭變瘦纔來跳的，你越跳越胖，誰還跟你跳？”蔣希說。除瞭身材以外，對女團操教練的要求還包括長相，以及“有沒有化妝”。

當上兼職健身教練沒多久，蔣希工作的培訓機構倒閉瞭。她在失業的痛苦中暴飲暴食，開始瘋狂攝入減脂期不敢碰的主食――米飯、饅頭、麵條、餅，以及大量的酒、炸雞、巧剋力派。

今年1月，蔣希終於找到瞭一份幼兒園教師的工作。朋友們看到她，驚訝“怎麼變得這麼胖瞭？”

“不能再這樣下去瞭。”蔣希花瞭兩個月的時間強迫自己斷掉暴食。每周6天，她下班後幾乎所有的時間都待在健身房，直到深夜。

3月7日這天，蔣希離開健身房的時間比平常更晚一些。她等到團操教室空下來，將手機架在教室中央，舉起地上的杠鈴，開始錄製自己的杠鈴操教練考核視頻。

空曠的教室裏，隨著每一次杠鈴推舉，蔣希背部的肌肉有規律地起伏著。這個女孩不滿足於有氧訓練帶來的縴細身材，她更嚮往擁有一身“大肌肉”，她的新目標是考一個杠鈴操教練證。22時，她開始瞭加練。

深夜健身房裏“擼鐵”的人。視覺中國供圖。

3

22時，也是餐廳打工者潘晨駿到達健身房的時間。餐廳21時30分關門，收拾完後廚，潘晨駿騎上共享單車，直奔健身房。他總是先在跑步機上跑40分鍾，再練一遍所有上身器械，一套練下來，大約兩個小時。

一年前，20歲的潘晨駿從老傢山西來到北京三裏屯的一傢餐館打工，過著“睜眼、上班、下班、閤眼”的生活。那時他的體重是220斤，看著鏡子裏臃腫的身體，他在心裏反復安慰自己：“挺帥的，也不胖嘛。”直到餐廳裏相熟的阿姨連著好幾天在他耳邊嘮叨，“小潘啊，你瘦下來一定更帥氣。”潘晨駿感到沒法再自我暗示下去瞭，便挑瞭一個下班早的日子，去24小時健身房辦瞭卡。

剛來到北京的時候，他過得並不開心。後廚的工作繁雜，一站便是十來個小時，油煙嗆人，一早上下來，口罩被熏得發黃。一天中最忙的時候，潘晨駿形容“就像在做一個夢”，腦子裏一片空白，還沒有意識到自己在做什麼，菜就那樣做齣來瞭，一道接一道。他感覺自己就像是流水綫上的一個機器，一年四季都被睏在一方狹小的空間裏，重復著同一套動作，從早到晚。

直到健身之後，枯燥的生活有瞭一個實實在在的追求，或是一種“變好”的強烈衝動――曾經連續一個月，潘晨駿在兩個小時的午休時間裏也要跑來健身房，一天練兩次，練到最後，端鍋的手止不住地抖。

2021年春節，由於新冠肺炎疫情，潘晨駿留在瞭北京，頭一次有瞭充足的時間在這個巨大的城市裏轉一轉。“以前你不明白的那些東西，到這兒一看，一接觸，就會發現，原來世界真的很大。”這個年輕的男孩忽然嚴肅起來，好像在宣告一個重大的決心――“所以我要來健身，因為我知道在大城市裏，隻有改變瞭自己，你纔有機會接觸更多你從未接觸過的東西。”

“深夜健身”似乎在大城市更流行。壓力、繁忙、更多的競爭者、更長的工作時間，以及對於外錶更高的要求，都成為越來越多的年輕人深夜走進健身房的理由。

在運動醫學界，並沒有一個確切的結論來證明人在哪個時段運動是比較恰當的。但在一則采訪中，上海體育學院運動防護教學團隊成員侯希賀提齣，從醫學角度來說，有質量的睡眠在改善整體健康及提高健身效果方麵尤其重要。有研究顯示，23時至次日1時，人更容易進入深度睡眠，睡眠效果更好，因此，他並不建議在這段時間內鍛煉。

但對於深夜健身者而言，睡眠要讓位於更重要的東西。一位女性學員總是在22時來上私教課，她工作繁忙，經常齣差，傢中還有身體不好的丈夫和孩子要照料。但一踏入健身房，她依然精神抖擻。23時下課後，她還要在跑步機上跑半個小時。“為瞭減肥，她好像什麼都能做到。”她的教練說。

（應受訪者要求，郭馳、蔣希、熊敏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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