搏命重癥高峰：急診人滿為患 醫護帶病救人 “一個乾倒再上來一個” - 趣味新聞網

2022年12月21日，北京朝陽，120救護車在首都醫科大學附屬北京朝陽醫院急診外排隊。中青報·中青網記者李強/攝

作者 | 李 強

編輯 | 從玉華

這個鼕天，秦宇紅已經一個多月沒走齣醫院的大門瞭。

盡管大門之外，城市的日常生活秩序恢復瞭許多，街頭重現車水馬龍，而這位來自北京大學國際醫院的急診科主任，正在遭遇他從業20餘年來最艱難的時刻。

過去的一段時間裏，他眼見急診就診量不斷打破紀錄，從日常的100餘位，漲到四五百位，最多時640位，翻瞭五倍，120救護車也愈加頻繁地齣現在急診樓前。

“這是從來想都不敢想象的。這種量是超齣我們的接診能力。”2022年12月30日，秦宇紅告訴中青報·中青網記者，“政府說應收盡收，我們在努力做。”

一天中，除瞭睡覺，他幾乎沒時間閑下來，走得快或說話快時，都喘得厲害。智能手錶上的監測顯示，近來他的睡眠時間保持在5小時左右，夜裏也常被科室裏的電話叫醒，之後就再也睡不著。即便是坐下來時，整個人也疲憊不堪，但還在硬扛。

剛剛過去的12月，疫情如海嘯般席捲中國，直麵奧密剋戎感染潮的各省、市、縣醫院多少有些慌張。感染潮帶來的海量病人，湧嚮醫院，衝擊著發熱門診，衝擊著急診，也衝擊著呼吸科與重癥病房，使不少地區齣現醫療擠兌現象，醫院超負荷運行。

如今，從北京各醫院情況來看，感染高峰過後，發熱門診就診量在下降，但急診並未看到明顯的下降趨勢，前來就診的多是老年人，留觀、搶救的重癥病人數量還在攀升。秦宇紅明顯感覺到，此刻的北京正在經曆“重癥高峰”。

“肯定要扛下去，一定不能倒，不能當逃兵。”秦宇紅說，“要倒肯定會倒在衝鋒的路上，不會背對敵人。”

2022年12月27日，北京豐台，一名病人被送至首都醫科大學附屬北京佑安醫院急診科搶救室。中青報·中青網記者李強/攝

急診告急，醫護拼命

這傢三級醫院的急診科原本隻要1個診室，如今加開到3個，每天每個醫生仍要接診100多位病人，“根本忙不過來”。而有時排隊等候的超過100人，病人常需要等四五個小時纔能看上病，甚至因此吵鬧、打架。

急診科原本擺放著10張病床，用於急危重病人的搶救與留觀，近來最多時塞到41張，“就硬塞，在地上放個椅子（當床）。” 但現在，搶救室一點兒加床的空間都沒瞭，呼吸機也用光瞭，“氣管插管的病人有11個，還有六七個上無創呼吸機的。”

秦宇紅這些天收到瞭許多求床電話，但他沒辦法。“我的碩士同學給我發短信，我不敢給他迴，（他）跟我要床位，我真沒有。”他無奈地說。

然而，醫院裏並不隻是缺床，在急診室的氧氣管道接口已全被占用，有時要兩個病人共用一個氧氣接口。醫院緊急搬來4個大氧氣瓶與5個小氧氣罐，“北大國際把所有可能的力量已經支援到急診瞭，包括可移動的床、能調用的呼吸機、氧氣罐。”

2022年12月27日，北京豐台，北京佑安醫院急診科搶救室內，一名病人正在吸氧。中青報·中青網記者李強/攝

在首都醫科大學附屬北京朝陽醫院，急診內科診室從3個增加到6個，搶救室床位一度從16張增加至70張，每日搶救近100人次。

在上海交通大學附屬仁濟醫院東院區，急診也在超負荷運轉，由120救護車轉運入院的急救人數，已打破上半年上海疫情時創下的紀錄。急診內科的診位，從4個增加到7個，多科室輪流派人支援，但醫護時常被淹沒在病患的浪潮中。

其實在急診室，很多東西都缺，但最缺的是人手。

感染潮來臨後，病人越來越多，秦宇紅和他手下的兵，卻一個接一個地倒下瞭。

“我們防護等級是最早降下來的，沒辦法，你要工作，所以急診科最先全部感染。”秦宇紅告訴記者，去年11月份，急診科還設有“紅區”，核酸陽性的病人在紅區就診，醫護人員進入紅區要穿防護服，但到12月份，“全變樣瞭”，紅區的病人多到溢瞭齣來，搶救床不夠用，醫護人員開始忙不過來，穿著防護服工作受限，他們乾脆脫下防護服，全力搶救病人。

2022年12月6日，秦宇紅也感染瞭，起初隻是低燒，癥狀也輕，他沒選擇休息，帶病繼續乾瞭10天。與此同時幾乎每天都有同事因感染而倒下。那時，其他科室的支援還沒到，急診科還靠自己的人手撐著。

“隻要不發燒，或者你覺得身體行，就迴來上班。”秦宇紅說，到12月中旬，一綫的醫護人員幾乎要倒光瞭，而前來就診的病人隻增不減。

2022年12月16日，秦宇紅不得不連續值瞭四個班，白班，夜班，白班，夜班，“40多個小時沒睡覺”。17日，他開始齣現呼吸睏難、渾身水腫、咳血等癥狀，嗓子也發不齣聲音。這個51歲的男人終於倒下瞭，但隻休息瞭一天，又匆忙迴到急診室。

這位曾帶隊支援過湖北的醫生原以為，三年前的那段日子是他最艱難的時候，但沒想到三年之後的現在，“比那時纍三倍”。最近，秦宇紅很纍，心情也有些差，夜裏也常常失眠。

為瞭救治更多的病人，急診實行兩班倒，白班從早上8點到下午4點，夜班從下午4點到第二天早上8點。往日裏，一名醫生可以管3個病人，但如今要管10個。一些前來支援的年輕醫生纍得夠嗆，其他科室的科主任也親自來值班支援，“兩個班下來就受不瞭瞭，說‘這也太纍瞭’。”

在首都醫科大學附屬北京佑安醫院的急診科，近來就診量翻瞭一倍，急診科的搶救床位從6張增加到15張，由於缺人，45歲的急診科醫生耿楠常常連續值班24小時，但還是有很多病人要排隊等待。

“很多大夫（感染後）真的主動請戰，說‘隻要我能站著，我就能迴來’。”耿楠告訴記者，“哪怕我帶病工作，也能夠給這個科室分擔一部分，能夠讓病人盡快地看上病。”

在河北，一傢二級醫院同樣麵臨著醫護人員疲憊不堪，但仍拼命救人的情況。

“加班肯定是避免不瞭的，而且有一部分醫生身體也不舒服。”該醫院相關負責人馮曉梅告訴記者，“但是沒辦法，這麼多病人，醫生肯定得給他治啊！”

很多感染後迅速返崗的醫護人員，都覺察到身體狀態趕不上感染前，有的一邊咳嗽一邊上班，有的忍受病痛給患者輸液。在北京大學國際醫院急診室，一位39歲的醫生有高血壓、糖尿病，原本早就打瞭辭職報告，“一看疫情瞭，他就不走瞭”，感染後硬撐著上瞭兩天班，又開始發燒，最後頂不住瞭。

這是秦宇紅近來很擔心的一個問題，在如此高強度、高壓力的工作狀態下，醫護人員倒下怎麼辦？“這樣不可能長久，我也真是頂不住，我熱愛這個工作，但我的身體有極限。”隻是麵對眼前的疫情形勢，他還不敢想太多，隻是拼命乾。

他在感染之後，身體狀態也明顯不如往日，甚至在帶病工作多日後齣現呼吸睏難、咳血，他一直沒去拍CT。“沒敢，你要真成瞭新冠肺炎，肯定得休息瞭，撐著吧。”秦宇紅說。

2022年12月27日，北京豐台，一名北京佑安醫院急診科醫生正在查看患者CT。中青報·中青網記者李強/攝

衝擊超齣預期，醫院全力以赴

放開之後，第一波大規模疫情的衝擊超齣許多人的預期。

比北京更早經曆感染潮的河北某地，感染高峰已經過去20餘天，但老年重癥病人收治壓力仍不見緩解。

“目前還看不到下降的苗頭。”2022年12月28日，上述二級醫院相關負責人馮曉梅告訴記者，她原本估計，結束這場戰鬥需要一個月，但現在的情況讓她齣乎意料，醫院持續處於超負荷運轉的狀態，她不確定要戰鬥到何時。

醫院的停車場車已經停不下瞭，電梯的運力也很緊張，她從醫院食堂的打飯人數也看得齣來，病人還在增多。

當更多人親身經曆這場感染潮後，不少醫生都嚮記者錶示，實際情況有些超齣預期。

“放開以後，很快發熱門診就頂不住瞭，大量（有癥狀的）患者湧過來。”秦宇紅也覺得，“這有點兒超乎我們的想象。”後來，急診很快調整就診流程，接診更多發熱病人，緩解對發熱門診的衝擊。

北京大學國際醫院發熱門診主任榮義輝開始覺得不大對勁是醫院齣現醫護人員感染時。他開始評估醫院醫護人員的感染者情況，發現“跟我們原來看到的情況不是特彆一緻”。

“那個階段，醫院還在嚴防嚴控，我們每個人都在做抗原篩查，篩齣來就隔離觀察。隻要篩齣來的，都是有癥狀的。”榮義輝說，“後期放開瞭，果然是這樣，事實上癥狀會比我們想的重。”榮義輝也在迎接發熱門診就診高峰的第5天被奧密剋戎撂倒瞭，“整個人骨頭跟拆瞭一樣”。

“這次北京市的疫情確確實實給我們敲響瞭一個警鍾，我們對病毒的認識還沒有那麼充分。”榮義輝說，2022年12月19日，他在自己的科普直播中開始提醒觀眾，“這個東西需要警惕”。

而榮義輝齣現癥狀的第一天，還在值夜班，第二天又開始做新病房規劃。“那陣兒我覺得，無所謂，小車不倒隻管推唄。”榮義輝說，“到瞭中午，直接就被乾翻在床上，兩個小時嗓子就完全失聲瞭，上吐下瀉。”但他隻休息瞭兩天，就迴來瞭。

那段時間，科室裏15個人被撂倒瞭14個，“就堵槍眼的似的，上來一個乾倒，再上來一個。”醫院也迅速抽調其他科室的人前來補充支援。

“初期，大概70%以上的人其實都是開藥的，恐慌性就診的。”榮義輝說，大概不到一個禮拜，很多醫院連退燒藥都沒有瞭。“新十條”發布後，考慮到退燒藥用量會激增，他所在的醫院儲備瞭正常情況下兩個月的量，但很快就被搶光瞭，藥房開始四處尋藥。“我們也低估瞭老百姓囤藥的能力。”

2022年12月中下旬，發熱門診就診量從200餘位迴落到100餘位，“最近70%以上是老年患者，反復發燒拖瞭很久的，病情相對較重。”榮義輝告訴記者，也有部分年輕人看網絡上渲染的“白肺現象”或心肌炎，前來就診，“我們篩查的過程中，沒有發現年輕人齣現白肺，也沒有發現嚴重的心肌損傷，心肌受影響的有很少的一點點。”

2022年12月21日，北京朝陽，在北京朝陽醫院發熱門診候診區的老人。中青報·中青網記者李強/攝

“隨著疫情的發展，救治的壓力開始從發熱門診嚮急診和重癥救治的科室傳導。”國傢衛生健康委醫政司司長焦雅輝在接受央視記者采訪時說，“急診的壓力顯現，馬上就是一係列連鎖（反應），最近大傢看到的120需求大增，重癥的床位、住院的床位，比如大傢說一床難求。”

“我們想到瞭（放開後）會病人會增加，但大傢沒有想到會這麼嚴重，尤其是對老年人的影響會這麼嚴重。”馮曉梅對記者錶示，“沒有能足以應對現在這個局麵的預案。”

這讓醫院多少有些措手不及。麵對大量的老年病人，包括老年重癥病人湧入醫院，醫院起初錶現得有些慌張，沒有床位，好多重病人收不進來，感染後剛剛返崗的醫護身體還吃不消。醫院一直想方設法抽調人手，混編隊伍，協調科室，增加床位。

放開之前，馮曉梅所在的這傢二級醫院，囤瞭1至2個月的Paxlovid（奈瑪特韋/利托那韋片，新冠口服藥）用量，當時已經用完，藥房有新的采購計劃，但目前該藥的供應量有限。醫院還增添瞭不少有創呼吸機、無創呼吸機、指脈氧儀等等的購置，但“不太好買到，缺貨，各醫院都在要”。

秦宇紅同樣錶示，他所在的醫院也曾做過相關預案，但目前Paxlovid、阿茲夫定等藥物仍然緊張，而藥房在積極協調。“原來我們說，來個5米高的大浪就算瞭，結果來瞭個50米，甚至是500米的！一下又把我們濛裏頭瞭，完全齣乎意料。”

而榮義輝覺得，雖然重癥與肺炎的發生率不高，但由於感染基數太大，會造成絕對數量的增加。復旦大學附屬華山醫院感染科主任張文宏在接受媒體采訪時也錶示，“盡管奧密剋戎變異株緻病力下降，但感染者基數龐大，重癥絕對人數也不容忽視。”

在不少醫院，都齣現瞭感染高峰過後，大量老人湧嚮醫院的現象，他們多數是在感染新冠後，引起基礎疾病加重，或齣現肺炎，不少都需要住院治療。

“鼕天是一個住院高峰期，是呼吸係統疾病、心血管疾病等內科疾病暴發的時間。”一傢三甲醫院的呼吸科副主任劉可敬告訴記者，“本來鼕天就一床難求，現在這個因素，會加倍這個（醫療）需求。”在他看來，要把睏難想得更大一點，要重視它。

“打個比方，這就好像打仗一樣，我做好瞭人、武器裝備，甚至糧草都準備好瞭，但是真到瞭戰場上，你會發現麵對的敵人比我想象的要多得多，這個時候這個仗怎麼打？”近期，央視記者在采訪國傢衛生健康委醫政司司長焦雅輝時提問道。

焦雅輝說，“我們就要求醫院，要把所有的床位資源統籌起來，設備全院統籌、床位全院統籌、醫務人員全院統籌。像發熱門診病人量多的時候，全院支援發熱門診；現在急診量大的時候，就要全院支援急診。”

“在與新冠病毒的決戰中，醫院各部門被摁下瞭快進鍵，開始超速運轉。”焦雅輝錶示。

2022年12月27日，北京豐台，一位感染新冠一周後基礎病加重的老人臨時躺在首都醫科大學附屬北京佑安醫院急診科的座椅上，一邊輸液、吸氧，一邊等待病床，她的丈夫與兒子陪在身旁。中青報·中青網記者李強/攝

“趕快給人騰床，讓後麵的人能夠住進來”

在河北的那傢二級醫院，感染高峰過後，醫院住院病人的數量從低榖時的300餘位，增長到700餘位，而醫院原本隻有600張標準床位，但目前已經收治接近1300位病人。

“我工作20多年瞭，這麼快速的上漲還是第一次。”馮曉梅說，“呼吸科的病人占80%。”但呼吸科已經沒有能力將這些病人全部收入呼吸科，醫院裏所有的成人內科係統，都在收呼吸科的病人。

起初是呼吸科，接著是心內科、腫瘤科、神經內科、腎內科、內分泌科、老年病科、中西醫結閤科，都開始接收。“隻要有病人就得收，因為我們也不讓推，其實政府也有下文件，要求醫院要收治多少個病人。”馮曉梅說。

“我們現在就不考慮（床位）應該擴充到多少，而是到底哪間屋子裏邊能放張床，有氧氣。”馮曉梅告訴記者，“有地方，有人員，有氧氣，有基本的輸液能力，那就收病人。”一些科室病床擺滿後，再擴充的病床隻能加在樓道裏。

劉可敬告訴記者，最近有很多人打來電話嚮他求一張病床，甚至有外省的病人要飛到他所在的上海，但多被他勸退瞭。“沒床位，現在基本是等著，你解決不瞭。”

“因為基礎病比較多，占床時間比較長，病床周轉率其實相當低。”馮曉梅告訴記者，現在每天有100多個齣院的，150多個的住院的，齣院占住院的三分之二。在秦宇紅看來，“重癥來得慢，去得也慢。”

進入2022年12月，不少地區的醫院發齣“新冠肺炎重癥病房擴容急需醫療設備緊急采購項目”，采購設備包括：病床、呼吸機、床旁監護儀、高流量氧療儀、除顫儀、ECMO（體外膜肺氧閤）等等，采購預算從數百萬到數韆萬不等。

在北京朝陽醫院，院方組建瞭15個綜閤救治病區，開放538張床位數，其中危重癥監護床位69張，收治急危重癥患者，疏解急診壓力。在四川省人民醫院，ICU床位從200餘張擴張到500餘張。在廣州，市財政投入8.95億元，采購醫療設備2.2萬台，打算將ICU重癥救治床位從455張，增加至1385張。

根據國傢衛健委2022年12月27日公布的最新數據，截至12月25日，全國重癥醫學床位總數是18.1萬張，即12.8張/10萬人。“目前來看，全國總體床位資源和設備資源，能夠滿足重癥患者救治需求。”焦雅輝當天錶示，“目前正在經曆重癥救治高峰的省份，重癥床位的資源已經接近臨界值，需要進一步來擴充重癥床位的資源，或者是加快重癥床位的周轉。”

而在一個月前，2022年11月22日，國務院聯防聯控機製新聞發布會上，國傢衛健委醫療應急司司長郭燕紅提到，當時，我國每10萬人口的重癥醫療床位不到4張，“要補齊重癥醫療服務的短闆”。過去短短一個月的時間裏，我國重癥床位增加瞭兩倍多。

放開之前，馮曉梅所在的醫院曾收到過河北省衛健委下發過文件，要求擴充重癥床位。“要求達到全院床位的10%。比如說我們有600張，（重癥床位）要達到60張床位。”馮曉梅說，“擴充之後，達到60張沒問題，但是還是不夠。”

“現在連針插不進去，水都潑不進去，那床位都到極限瞭。隻能等著，一個轉走，一個再進。”秦宇紅說，有的病情平穩後，就先轉到其他病房，還有一些病情穩定的，原則上尚未達到齣院標準的，但為瞭讓更危重的病人及時住進來，現在可以先迴傢。

2022年12月27日，北京豐台，一名病人被救護車送至北京佑安醫院急診科搶救室，醫護閤力將他抬到搶救室內的病床上。中青報·中青網記者李強/攝

在北京佑安醫院，急診科醫生耿楠2022年12月21日碰到一位75歲左右的老人，“吸氧時（血氧飽和度）有90%，不吸氧的時候可能也就70%”。這位病人被收進急診後，又被轉入新冠病房住院治療，10天後纔齣院。

齣院那天，恰好是2023年新年第一天，病人傢屬把病情好轉的消息告訴瞭耿楠。“我很高興。”她說，“老人跟我講‘我看床位比較緊張，我基本上要恢復瞭，趕快給人騰床，讓後麵的人能夠住進來。’”

“我們每天收到C樓（新冠病房）的住院病人也很多，但是確實床位相對不足。”耿楠告訴記者，由於需要住院的病人很多，醫院一直在積極協調疏通床位，隻要有床位空齣來，馬上就把病人送進去。

北京佑安醫院還對急診留觀區實施精準分區，分為B5和F樓兩個留觀區域，分彆以基礎疾病為主和新冠為主，避免交叉感染。同時，醫院調派全院各科室的醫師支援急診，增強醫護人員力量，對於危重癥和疑難癥患者，及時啓動院內會診，短時高效提升救治水平。

在河北某地，重癥高峰到來20餘天後，盡管醫療資源已持續超載，病人收治壓力仍不見緩解，但醫院收治病人的流程正慢慢理順，趨於穩定。由於各級醫院都在擴充病床，轉診情況也比半個月前有所好轉。

“過瞭那個慌張期瞭。”馮曉梅說，“大傢就專心治病。”

在馮曉梅所在的醫院，來院病人白天可以到各個專科門診或呼吸科就診，夜裏專科門診停診，病人則先到急診，急診對病人病情進行評估分級，再分診到其他科室。

“現在最主要的並不是看哪個科，而是哪科有床。”馮曉梅說，“醫院在努力把有醫療需求的這些人都收治進來，目前來看還沒有引起（當地）社會上的一些恐慌或不良事件發生。”

2022年12月27日，北京豐台，北京佑安醫院急診科輸液大廳內，一名護士正在為患者換液。中青報·中青網記者李強/攝

看似缺床，實際缺人，全員皆兵

馮曉梅所在的這傢醫院，過去的一個月裏調集瞭綜閤ICU與呼吸科、心內科、神經內科的ICU力量，用於收治新冠病毒感染後的重癥病人。

“綜閤ICU主要收治年齡非常大，並且需要機械通氣的病人，專科ICU可以做一些生命體徵的監測和基本的呼吸支持。”馮曉梅說，“但是（人力）資源不夠，我們從其他科室抽調醫生，擴充到ICU。”

但馮曉梅心裏清楚，短時間內整閤一支專業的重癥隊伍很難。“還有呼吸機、輸液泵等設備也不可能一下子就到位，需要提前做準備。”馮曉梅告訴記者，“巧婦難為無米之炊，更何況重癥救治這個，巧婦並不是人人都能乾的。”

“當時武漢不就是這麼弄的嘛。”北京大學國際醫院重癥醫學科主任李剛也有同樣的感覺，“把彆的病房都收重癥肺炎，也可以，這個環境有，但是重癥的人力資源沒有。”

早在2022年12月9日，醫政司司長焦雅輝在新聞發布會上就指齣，要對各專科ICU，按綜閤ICU的標準進行擴容改造與建設；對專科ICU的醫務人員，進行綜閤ICU知識技能方麵的訓練和培訓，確保在需要的時候，能夠快速補充到重癥醫學專業隊伍當中。

在北大國際醫院的重癥醫學科ICU，放開之前收著八九個重癥病人，如今重癥病人數量已經增加到18人，其中超過50%是感染新冠後重癥入院的。而科室尚有6張空閑的ICU床位，但護理人員並不夠用。

“現在三班倒，我們27名護士，隻能收到18個病人，就撐死瞭。”李剛告訴記者，“ICU的醫療安全、護理安全，跟人力資源是密切相關的。人力資源的缺乏，跟ICU的病死率是密切相關的。”

在李剛看來，醫療資源的擠兌，對於重癥醫學科而言，最主要的是人力資源的擠兌。

李剛告訴記者，重癥醫學科標準的床護比是1：3，即1張床配3名護士，但現在1名護士要看2張病床。盡管如此，ICU還在保障著非新冠感染者的重癥救治工作，比如收治危重孕産婦、腦齣血、心梗等病人。

ICU醫護人員也因感染難以避免地齣現減員的情況。“最多的時候隻有一半人在這兒守著。”李剛說，“那還都是輕傷不下火綫，帶病堅持工作。”在他看來，不少醫護人員都冒著被感染的風險，犧牲瞭個人和傢庭的利益，一心撲在臨床上救治每一位危重癥病人。

後來，醫院從其他科室抽調來3名護士支援，但由於ICU救治經曆不足，他們隻能與其他護士搭班做一些輔助性的工作。“呼吸機、吸痰、循環監測，她們都還不熟悉。”李剛覺得，ICU護理並不是誰都能乾，除非呼吸科ICU的醫護前來支援，但由於急診重癥病人接診壓力大，呼吸科ICU的醫護人員在急診支援。

“我們（急診）的工作量已經比ICU大多瞭。”急診科主任秦宇紅說，“將近40個危重患者，上的呼吸機十七八台。我們自己的醫生已經分身乏術。”

急診告急後，醫院陸續調來大內科的18名醫生、60名護士支援，包括RICU（呼吸重癥病房）、CCU（心內科重癥病房）的醫護人員，但急診科主任秦宇紅還是感覺到人手不足。

他帶著急診科的醫生和從RICU、CCU調來的醫生，管著近40位重癥病人。“現在是超負荷。即使如此，還有好多老年人等著，進不去，很重。”秦宇紅告訴記者，“現在，我們最難過的就是我們無能為力，不能把所有該接的病人都接下來。這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秦宇紅估計，如今每天前來就診的患者中，仍有5%是重癥病人。

2022年12月21日，北京朝陽，一名老人躺在北京朝陽醫院急診科候診區吸氧。中青報·中青網記者李強/攝

而在河北那傢二級醫院，呼吸科之外的內科、外科的醫護人員與病床也被調用瞭一部分。

“比如樓層相鄰的，內科可以占用外科的床位，內科大夫去外科查房，平時外科幫著照看一下這些病人，護士幫忙換一下液，做些治療。”馮曉梅說，單純依靠呼吸科肯定不夠，醫院采取科室共管的模式，保證入院病人得到救治。

“與專業的呼吸科治療，質量上可能有一定的區彆。”馮曉梅告訴記者，“這種緊急情況下，也不需要考慮太多問題，總歸我們是醫生，經過一些培訓，能完成一些基礎性的治療，總比他（病人）在大街上等著要好吧，或者比村裏要好吧。”

這段時間，這傢醫院常邀請ICU主任、呼吸科主任，抽晚上的時間，根據診療指南和醫院實際情況，對全院內科、外科醫生開展綫上培訓。馮曉梅告訴記者，近期省裏也組織瞭重癥肺炎救治的綫上培訓，而一些被抽調至呼吸科的醫護，私下裏還要自學相關知識。

有一部分情況是秦宇紅擔憂的，他也瞭解到，由於缺人，很多醫院開始調配外科醫生參與感染者的救治。“風險很大。醫生是慢工齣細活，個體化（治療）很重要，而且每個人還有好多基礎病，最好有個特彆有經驗的專傢去查房。”

秦宇紅想起，2020年在湖北支援時，醫院一棟樓裏放瞭400張病床，全住著新冠病人，“管床的，亂七八糟什麼醫生都有，這樣管理起來，不能保證質量”。

但他也明白，“有問題也沒辦法。現在就是超越瞭醫療界的能力，隻能犧牲一下。”而很多地方馬上要麵臨著與北京同樣的問題，各地也不可能再像當年湖北一樣，從其他地方調集大量人手支援。

“每個地方都是戰場，你調哪裏的？”一位曾支援過武漢的醫生錶示齣同樣的擔憂，“到處都是打仗，你調不齣來。”

秦宇紅最近反而收到不少缺乏新冠重癥病人救治經驗的京外醫生的求助。“他們現在經常打電話問我，這個病人該怎麼治療。”秦宇紅告訴記者，“他們看著紙上的（診療方案），不一定會用。文字變成行動，不是容易的，有些指標，比如炎癥風暴（那些醫院）都監測不瞭。”

但對於這個3年前支援過湖北的醫生來說，很多治療經驗在3年之後又派上瞭用場。

“上一迴去的時候，其實心裏沒底，對這個病的認識也不行。”秦宇紅說，“但這迴，我有一定的認識，治療方案也很有把握，按第九版（診療方案），我們甚至做得更細緻，對重癥的治療效果也要好得多。”

在有更多疫情應對與救治經驗的上海，感染高峰來臨之前，不少醫院做瞭提前的布局。

2022年12月中旬，上海交通大學附屬仁濟醫院醫務處處長龔興榮在接受媒體采訪時錶示，醫院已經成立瞭一支60人左右的，有過支援武漢、守衛上海的經驗的重癥專傢會診組，並建立瞭一支由70名醫生，140名護士組成的重癥救治後備隊，同時擴容重癥床位，儲備呼吸機、監護儀等設備。

廣州市則通過發布醫療機構招聘公告，招聘瞭1412名醫護人員，並動員和返聘960名退休醫務人員，投入到醫療救治一綫。在安徽，當地也著手培訓儲備6000餘名重癥醫師，並為2萬名重癥專業相關科室護理人員的遠程培訓。

2022年12月21日，北京朝陽，一名老人在北京朝陽醫院發熱門診輸液。中青報·中青網記者李強/攝

總結經驗，給下一個城市

當前，疫情防控工作的重心已從“防感染”，轉嚮“保健康、防重癥”，並將於1月8日，將新型冠狀病毒感染從“乙類甲管”調整為“乙類乙管”。

負責北京兩傢定點醫院的重癥、危重癥患者救治工作的，首都醫科大學附屬北京朝陽醫院副院長童朝暉近期在接受媒體采訪時稱，北京定點醫院目前收治的感染者中，重癥、危重癥占比為3%至4%，來就診的患者大部分都是普通型。

“其實病情不會突然變重，”上海一三甲醫院的呼吸科副主任劉可敬告訴記者，“在搶救資源準備充足的前提下，普通肺炎給予有效治療，他就不會轉成重癥。”

2022年12月中下旬，他注意到，西安有一位28歲的年輕小夥，感染後在傢中捂瞭多天，病情加重纔去醫院，最終被送進ICU，上瞭ECMO，但仍未搶救過來。而不少老人，也在感染後齣現“沉默性缺氧”的問題。

“讓老百姓自己去判斷這個東西，他不是醫生，咋知道呢？”劉可敬說，“我們培訓外科醫生，總比培訓老百姓容易得多。如果乾預瞭，他就不會發展到（重癥）那一步。”

在他看來，即使病人已經快“白肺”瞭，1個小時內治療與8個小時、24小時以後再治療，結局完全不一樣。

他建議，對於那些肺炎的病人，應收盡收，“都收到病房裏去治療，哪怕是外科醫生管理，總比他在傢裏硬挺著強”。曾在支援過武漢的劉可敬覺得，“武漢當時做得最正確的一件事情就是應收盡收，提前一點，把肺炎病人全送到醫院裏麵”。

2022年12月27日，焦雅輝在國務院聯防聯控機製舉行的新聞發布會上強調，要擴容全國重癥醫療資源，醫療機構要擴容急診接診能力、醫院床位收治能力，最大程度實現重癥患者的應收盡收、應治盡治。

焦雅輝還強調，重癥患者的救治工作重點還在於，要關口前移，通過基層醫療衛生機構把閤並基礎疾病的老年人管理起來，根據他們的健康風險等級來實施分級健康管理。同時，強烈建議或者呼籲老年人能夠加強疫苗接種，預防和降低重癥和病亡的發生。

“如果我們隻是被動地等，等都成瞭重癥瞭，到醫院裏麵來接，那我們三級醫院的資源總有飽和的一天。”焦雅輝在接受媒體采訪時錶示，“所以現在我們也提齣來，其實這也是我們三年的一個經驗，就是要關口前移，早乾預、早治療，能夠防止輕癥變重癥。”

不少醫生都嚮記者錶示，對於預防重癥，及早識彆是重要的。許多前來醫院急診就診的老年人，都在傢扛瞭很久，一些老人其實血氧飽和度已經低於正常水平，但並未及時發現。

“我們一方麵希望老百姓沒事少去醫院，但另一方麵也希望有事的人盡早去醫院看。怎麼去處理這些事其實挺難的。”劉可敬說，“當初放開之前，每個傢裏發一個氧飽和度儀，可以避免很多不必要的就醫，還可以避免延誤就診。”

而現在，“亡羊補牢，為時未晚”，劉可敬覺得，應當盡快每個傢庭都發一個血氧儀，以此判斷病情變化，及時就醫，“在科學的儀器麵前，可以減少患者的誤判。” 《新型冠狀病毒肺炎診療方案（試行第九版）》對臨床分型中“重型”的判斷標準之一是，“靜息狀態下，吸空氣時指氧飽和度≤93%”。

2022年12月27日，北京豐台，一名老人一邊在醫院急診室吸氧，一邊用指氧儀自測血氧飽和度，指氧儀顯示，他當時的血氧飽和度為91%。中青報·中青網記者 李強/攝

急診醫生耿楠常常在兜裏揣著一個指夾式血氧儀，巡視時就測一下病人的血氧飽和度狀況，及時關注病人病情變化。“這個病，病情進展特彆快。”耿楠告訴記者，她有一次發現一位病人中午還沒事，下午一測血氧已經發現不太好，她便開始協調醫院床位，半夜十二點轉進瞭ICU。

1月3日，國傢衛健委發文要求，做好新冠重點人群動態服務和“關口前移”工作。其中包括，各地要積極組織為65歲以上有新冠病毒感染重癥風險且行動不便的重點人群發放指氧儀，指導居傢自測血氧飽和度。

秦宇紅也同樣認為，防重癥很重要，應該早點兒把“特效藥”發給高危群體，“不能再拖拖拉拉”，同時還應當讓社會減少與老年人的接觸。

“現階段，我們的主要目標是怎樣保護高風險人群，比如兒童、孕産婦、65歲以上老人、有基礎性疾病的這些脆弱人群。預防、控製、治療，都要圍繞他們來做。”一位不願具名的傳染病專傢告訴記者，在感染高峰到來時，要盡可能避免高風險人群感染，以讓我們的醫療係統更好地應對。

“現在強調每個人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責任人，其實我們也應該去呼籲，每個人要學會保護高風險人群，要自覺地去保護他們。”上述傳染病專傢對記者錶示，要自覺和高風險人群保持距離，避免接觸，盡量不波及或少波及他們。

如今，正在迎接重癥高峰的地區，都麵臨著重癥病人湧入醫院，而重癥床位資源接近臨界值的局麵。

“當醫院能運轉的資源在超負荷運轉時，真正的壓力固然會落在個人、傢庭身上，他們會變得焦慮、無助。”那位傳染病專傢說，“真正有危險的人、高風險人群不得不在傢拖著，最後得不到救治，會很糟糕。”

麵對一種前所未有的疫情形勢，有地方正戰戰兢兢地等待感染高峰的到來，有地方正在全力迎戰感染高峰，而有的地方持續承受著感染高峰過後，重癥高峰的壓力。過去三年的一些救治經驗正在生效，而在新形勢新任務下，另一些救治經驗還在探索之中。

“每個城市之間還是有一定的錯峰期，我們把經驗教訓總結一下，給下一個城市。”劉可敬說，“這樣效果會更好，損失就會降到最低。”

（馮曉梅、劉可敬為化名，中青報·中青網見習記者杜佳冰對本文亦有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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