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準總統讀的書】特彆企畫第十七章 迴到台灣「為瞭台灣 先把臭頭仔搞掉再說！」此時我的心胸裏 書摘：史明迴憶錄 - 趣味新聞網

發表日期 2016-05-23T10:12:42+08:00

    【準總統讀的書】特彆企畫

    第十七章 迴到台灣

    「為瞭台灣，先把臭頭仔搞掉再說！」此時我的心胸裏，心驚膽跳的講齣：「我這條命必將奉送給我的台灣!!」

    ▉一、青島坐船到基隆

    說沒有入境證怎麼上岸（在青島上船時，想說到台灣再說），於是問一個湖南軍人能不能幫忙，他馬上迴答：「你跳吧！跳就解決瞭吧！」（這點就是中國人靈巧的「敏感性」，笨拙的台灣人幾乎是不能馬上想到的）我們一看，船正在卸貨，岸邊的麻袋、布袋一層層往上堆，把船沿和地麵的落差縮短瞭一大半，說時遲那時快，平賀膽子不小，說跳她馬上跳，我也跟著跳下去，果然沒事，袋子是軟的。腳一著地，我就馬上拉著平賀逃離現場，往火車站一直跑。

    在基隆岸上，我記得看到一個中國警察拖拉著一個十一、二歲的小孩，旁邊的人替孩子求情：「你原諒他吧！你原諒他小孩兒吧！」很多人都注意到那邊，那個穿著台灣日治時代黑色警察製服的一、青島坐船到基隆從青島到基隆，我記得船走瞭四、五天，船上坐瞭滿滿的國民黨軍人與難民，那些難民都穿著軍服，帶著大包小包。我和平賀睡在甲闆上，但即使是甲闆上，貨物也堆積如山，很多布袋裏裝著麥子和小米。他們問我：「你哪裏啊？」我迴答台灣，大傢一聽到就親切起來，圍著我問東問西，譬如台灣最大的都市在哪裏？住在哪裏最好？等等，我當然就和他們吹噓台灣有多便利、多好多好。但遊子歸鄉，心情總是起伏不定。

    等船到瞭基隆港，直接靠在岸壁上一看，碼頭四處皆由憲警站立監督。我們正在猶豫不定，想人卻說：「你們不知道，他跟共産黨有關……」台灣已經與中國一樣，我聽瞭感到非常可悲，接著我們就坐上火車，迴到士林的傢瞭。

    ▉二、「迴來就好，迴來就好！」

    總歸是迴到台灣瞭。到傢裏已是下午三、四點， 傢人看到我們， 都嚇瞭一跳。我一進門就馬上爬上樓，那是阿嬤在拜佛祖的所在，當時阿嬤在後麵， 她因為是綁腳後流腳，穿著皮鞋腳步很重，踏踏踏地走過來。她說：「迴來就好，阿暉仔，迴來就好瞭。」我忽然用雙手擁抱著阿嬤的腰，淚如泉湧，無所適從。老祖母還拍拍平賀的肩膀錶示慰問。

    倒是我母親比較生氣，她跟上樓來，罵得很大聲：「你這個死囝仔，傢裏最要緊的時候，你不知去嚮，現在沒處去，你又迴來乾嘛？又娶一個日本婆仔迴來。」我那時真是垂頭喪氣，當下我一句話都沒辦法說齣來，後來光說「對不起」也無法收場。等晚上父親迴傢，看見我們，他連聲說：「迴來瞭，加在（有幸），加在！安全，安全瞭。」並且以日語嚮平賀說：「ごくろさま（妳辛苦瞭）！」因為平賀沒有戶口，為她找戶口是迴來後第一件事。當時我們都得拿「良民證」，這是蔣傢國民黨沿用二次大戰時，日本在佔領中國地區，強製中國人用的殖民地性「良民證」，不叫「身份證」。

    我的戶口沒有問題，但是平賀有問題。不過，平賀會講北京話，而且講得比我還好，經過與阿嬤等人商量，我帶她去內雙溪山內一個做保正的親戚那裏辦良民證。雖然當時國民黨軍佔領台灣已經五年，但是完全掌握的區域卻很有限，像是山溝裏或鎮公所裏，都是台灣人在管事；從親戚那裏，平賀纔拿到一個證明她來自山東的良民證。

    ▉三、半夜裏，特務警察踹門查戶口

    當時沒有良民證，連行動都有睏難，因為公路有公路警察，鐵路有鐵路警察（因為日本時代沒有這種警察，所以大傢都感到很憋氣，悶在心中而不吭聲），三不五時就要查看每個人的證件。依據國民黨戒嚴時期的規定，任何人要到外地去住，必須先到住地的警察機關報備，如果碰到查戶口，被發現是外地人而沒有報備，會立刻被抓去警察局，直到查清楚這個人確實在某地有戶口，纔會放人（這些事在日本時代都未曾有過）。我是一九四九年五月迴台灣的，同時期，蔣介石也撤到台灣，宋美齡也隨後來到。起先是蔣介石住到草山（陽明山），宋美齡住在士林農藝試驗所，所以芝山岩一帶都被戴笠（已故）的特務係統佔據，到處都有穿著褐色製服的特務在站衛兵。

    有一天半夜，來瞭二十幾個人，前麵是憲兵，後頭跟著警察和便衣特務，對著我們傢的木門猛踹，來查戶口瞭。他們踹門時，已經弄得大傢心驚膽跳瞭，一進門，就翻箱倒櫃，把每個抽屜都拉開，裏麵的東西全部甩齣來，連床下都用槍上的刺刀去探一探，看是不是有人躲在裏麵，然後要傢裏人都集閤起來，一個個核對戶口。當時，嫁到苗栗的玉英姑的養女阿滿剛好來傢裏，沒有先報備，立刻被帶到警察支廳，因為我阿嬤是戶主，隻好跟著去瞭，那麼我當然也得跟著阿嬤去。

    在警察支廳裏，一屋子上百個都是碰到同樣情形的人，我們在那裏整整待瞭三天兩夜，吃的東西由傢裏送來，梳洗、如廁都有睏難，直到警察局電話去問，證明玉英姑的養女確實在苗栗有戶口，我們纔可以迴傢。這種情況在日本時代都沒有碰過。大傢都恐懼的憋在心中，而悶聲不響。

    ▉四、苦悶的日子

    那是一段相當鬱悶的日子。我走過的台北街道，「城內區」大緻上熱鬧如昔，日治時代的官捨都被國民黨人佔住，也就是說，中國官僚代替日本官僚來管台灣人。很多人告誡我不要去那一帶的「世界戲院」看電影，說是他們不像日本人那麼和平，很橫暴，為瞭搶座位，常把台灣人趕齣戲院。

    我身邊的台灣人都充滿警戒，譬如我母親，就深怕人傢知道我是從共産黨解放區迴來的，錢也不給我，而我除瞭一些特殊的情況外，也盡量不讓彆人知道。有一次，我在路上看見一個中國人拿瞭水果不付錢，水果攤的老闆抱住這人的大腿哀求說：「拜託啊，阮是散赤（sàn-chhiah貧乏）人。」不料這人轉身就把水果攤整個打翻。另外一次，我坐公路局的巴士，看見一個中國人軍官坐車不給票，年輕的車掌小姐客氣的要他補票，他竟眾目睽睽下，一迴頭就給瞭車掌小姐一個巴掌，她也不肯認輸的迴罵軍官：「你這個吃賁（phun餿水）仔。」意思是罵他「豬」，但是罵豬軍官可能聽得懂，罵「吃賁仔」或「咬柑仔」，對方就聽不懂。日本時代並沒有這種情形，我當時感覺到，國民黨這麼橫暴，簡直和沒什麼兩樣嘛！原來，蔣介石（中國國民黨）、（）都是孫中山培養齣來的個人獨裁主義者。

    另外，我從傢裏的磚坪仔頂，常常看到貨車載著犯人遊街，通常是年輕人，被打得臉腫腫、麵青青，手綁在背後，胳臂中插著一支告示牌，說他什麼罪刑重大、將押去槍斃，貨車開得很慢，要路人都看個清楚，俗語所說的「殺雞儆猴」，大概就是這樣。這是怎樣!!比起日本時代，台灣為什麼變得這麼快又壞？

    過瞭一個多月，阿嬤纔對我說：「阿暉仔，二二八時節，阿山這些死人，從台灣頭殺到台灣尾，台北的圓山運動場，殺瞭好幾百的台灣少年人，都被丟到糞埽車（pùn-sò-chhia卡車），一車又一車，經過士林車頭前的道路，都送到淡水海棄入海底。士林河（基隆河）都是裝著死人的布袋（pòo-tē麻布袋），浮來浮去，海水都變成紅色瞭。士林草山的溪溝，滿布被阿山仔打死的一大堆屍體，屍體腐爛，看咱的病的施江南醫生也被打死，你老父的朋友被殺瞭很多人，士林大西街的某人、某人等也被打死，也有許多青年人都被抓去沒迴傢。看你的性格，如果在台灣也會打死吧，咱的祖公仔也是有保庇（pó-pì）的。」

    我在蘇州認識的朋友陳寶川，在我迴台灣不久，就跑來找我，很驚訝地問我：「你怎麼迴來的？」他當時在做彰化銀行的襄理，很久以後我纔知道他和特務有關係。我把在解放區的經曆告訴他，結論是中國這樣下去會有問題的，他便幫我介紹高理文（高素明），高理文也很驚訝我能夠從解放區逃齣來，問瞭我很多細節。從談話中我聽得齣來，當年他和蔣經國離開蘇聯時，也曾看齣一些蘇聯的問題，譬如斯大林的個人獨裁等等，所以對於我的齣逃，他連說「幸好！幸好！」高理文是中央信託局的最高顧問，他常請我吃飯，問我有關於的事情。從他的談話，我知道他和的一些高乾都是同學，而他和蔣經國的關係，更是非比尋常。

    ▉五、 成立「台灣獨立革命武裝隊」，先搞掉臭頭仔，做地下工作

    一九五○年春天我母親過世後，有一個叫做周慶安的人來找我。二二八事件以後，他曾參加過廖文毅的「台灣再解放同盟」，在香港有三、四十個台灣青年，原打算和廖文毅做一番工作，但是看廖文毅的生活日趨變化，周慶安就迴到台灣，透過林呈祿的兒子林益謙，纔找到我這裏來。他住在大正街五條通，我常去找他聊天，總會有些青年人在他那裏，他也沒跟我多做介紹，隻是告訴我：「這些人都是會拚命的。」（後來我有給他們講習地下戰）我這裏也有些親戚朋友等等二十來人，雙方常商議：「為瞭台灣，先把臭頭仔（指蔣介石）搞掉再說！」

    此時我的心胸裏，心驚膽跳的講齣：「我這條命必將奉送給我的台灣!!」「台灣獨立革命武裝隊」就是這樣創立的。我已和學生時期不一樣，不必多說什麼，就自然而然走上這條革命的路綫。大傢做地下工作，分成他跟我的兩條綫，分彆帶開，各自行動。

    日治時代遺留下來的槍很多，尤其是三八槍，我們各自蒐集瞭三、四十支槍，由我做頭，帶他們去草山的菁礐，我阿嬤在那裏有塊六十甲的共有地，平常的農戶不會注意，我們把槍埋藏在一個山上的雨寮裏頭。同時，由於我阿舅的朋友以前在草山公學校教書，我自小對那裏的環境很熟，和學校的老師們也認識，就嚮他們租瞭一間宿捨，在那裏住兩個同誌，就近觀察蔣介石搭乘座車齣入的情況。

    當時蔣介石住在草山的貴賓樓，這是日治時代招待日本皇族的宅邸，從貴賓樓有一條柏油路可以直通台北總統府，這條路在日本統治台灣的初期就有瞭，是日本官員為瞭到草山洗溫泉鋪設的。日治時代，從榮町的街道起站，一天有五、六班次叫做「巴士（トモエバス）」去到草山的公共浴池，有一傢公共的「聚樂園」，普通人也能去洗溫泉及遊玩等，一人二角五分，可以泡湯一整天。我以前常和朋友一起從士林爬上草山，到公共浴池玩，沿路有吃不完的多尼仔（一種小果子），可以採來吃，還有我傢的祖墳也在草山附近的菁礐，每年都得去掃墓。

    我們經過一段日子的觀察，發覺蔣介石的七、八部座車隊實在開得太快瞭，用步槍沒辦法刺殺他，決定另想辦法。

    這時候，剛好周慶安弄來一張地圖，說是日治時代日軍的參謀本部流齣來的，上麵畫著苗栗大湖與南莊之間，藏著很多重機槍。但是那地方屬於深山地區，入山要辦入山證，於是我去拜託高理文，弄到一張文件，說是我在幫中央信託局蒐集香茅油；當時，全世界百分之四十的香茅油是從台灣齣口的，用來做肥皂、薄荷油，高理文還很好意地問我：「你大學畢業，做這種工作，適閤得來嗎？」，我答：「不一定做得來，但為瞭台灣一定要做。」

    ▉六、大進大退，逃亡日本

    我阿嬤弟弟的女兒阿彩姨仔嫁到苗栗，所以我去苗栗時，就住這個黃傢。在苗栗也得到三個親戚朋友，協助參加我搜山。從苗栗市坐巴士到大湖，再從大湖走到南莊，那一帶就都是雜樹繁茂的深山瞭。地圖上雖然有目標和地名，但我找起來像在大海裏撈針。我的親戚還找來兩個客傢人，我們從一九五○年年尾開始找，很耐心的一直找到一九五一年年尾，機關槍還是沒找到。然而那時，藏在菁礐的槍卻不幸被發現，纔放棄找尋。這段期間，我帶苗栗的親戚及朋友去山裏蒐集香茅油，每個月有三個禮拜會住在苗栗，從山中用方型的汽油桶把香茅油以手提方式運下山，交給中央信託局的苗栗集油站，還賺瞭點錢。但是日子過得很快，去苗栗也將近一年。

    大湖、南莊那一帶的山，原來都是有非常高大的樟樹，以前我們親戚來士林傢裏，常帶樟腦油來。其實，製煉樟腦油的方法，和製煉香茅油的方式差不多；國民黨來台灣以後，把日本時代禁止開採的樟腦樹，當做木材賣到國外賺大錢，所以，那一帶的人沒辦法生活，纔開始種起香茅油草。

    一九五一年年底的某一天，我從苗栗迴到士林，天氣很冷，正想迴到傢裏避避寒，還沒進傢門，就看見亭仔腳的磚柱旁，有一個中國人的老婆仔在賣花生，她和顧客講話時，用的話不是北京話，也不是閩南話，我就感覺怪怪的，進門爬到磚坪仔上去看，沒想到對麵也搬來一個中國年輕人，問瞭傢人，說是這幾天纔搬來的。由於我過去做過地下工作，所以警惕心比較高，馬上到阿嬤的眠床邊，抓起一把金條與美金，就跑齣來瞭。然後我走到士林圓環鎮公所，還沒進門，就被熟識的公所職員何仔義推齣來，他說：「你！乾嘛你？憲兵正在圍你的厝，你不知道？」我一聽，趕忙坐巴士往台北跑。

    那時是下午三、四點，我遵守「危險時要大進大退」的原則，到台北後馬上坐火車下台中，第二天去高雄，第三天迴到新竹，第四天又往屏東跑……，這樣反覆來去。因為警察局是早上九點上班，上班後會到旅館拿前一晚的住宿名單，所以我通常都是近午夜十二點進旅館開房間，四、五點就退房，趕第一班車到另一個地方。

    高雄有個鹽埕區，我當時常常去那裏一間便宜旅館開房間。一九五二年三月，我剛好有個機會，在基隆港做瞭「海蟑螂」（都是港口的貧窮人的職業）。所謂「海蟑螂」（hái-ka-tsua﹣h），就是拿著日常用品，上船賣給那些沒有辦法上岸的船員，如果想多賺點錢，就從那些船上的人手上接一點貨，上陸之後再轉賣齣去。後來，我轉做卸香蕉的工人，花瞭五兩金子，換到那頂卸貨的紅帽子，再找機會混上一艘開往日本神戶的船，逃離瞭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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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摘自】

    追求理想不迴頭

    史明著，前衛齣版，1500元，迴憶錄

    【作者簡介】

    史明

    本名施朝暉，1918年齣生於台北士林施傢。一生知行閤一，著作論述不斷，傳達革命理念，公認是當代的勇者，永遠的革命傢。

    1936年台北一中肄業，1937年留學日本，畢業於早稻田大學政治經濟學部。1942年懷著實踐馬剋思主義的熱切理想，赴中國上海，加入陣營抗日。抗日勝利後中國大地陷入國共決戰，史明因對徹底失望，於1949年5月突破封鎖返迴台灣。同年國民黨政府敗退台灣。1950年2月，集閤二二八時倖免於難的三、四十名青年，在台北草山、苗栗大湖等地組織「台灣獨立革命武裝隊」，預謀槍殺蔣介石。1951年底槍枝被國民黨發現，遭通緝，全島大逃亡。1952年3月逃至基隆做搬運香蕉工人，5月搭貨輪天山丸潛赴日本，登陸時遭日本政府逮捕，後獲政治庇護。

    1962年《台灣人四百年史》日文版問世。1967年主導「台灣獨立聯閤會」，因無法團結在日台獨運動的目標而解散，同年創立「獨立台灣會」。直到80年代，都以「島內地下工作」為重心，緻力於台灣獨立運動。曾在1968、1975年兩度潛迴台灣。1980年《台灣人四百年史》漢文版發行，1986年《台灣人四百年史》英文版發行，2014年《台灣人四百年史》最新檢定版發行。

    1993年10月翻牆迴台，返台後，繼續堅持體製外的台灣獨立革命運動路綫，至今仍努力不懈。

    除本書及《台灣人四百年史》外，另著有《台灣獨立的理論與實際》(1988)、《民族形成與台灣民族》(1992)、《台灣不是中國的一部分》(1992)、《台灣民族革命與社會主義》(1993)、《漫畫台灣人四百年史》(1994)、《二二八革命事件》(1998)、《台灣民族主義與台灣獨立革命》(2001)、《西洋哲學史序說》(2003)、《民主主義》(2007)、《穿越紅色浪潮》(2010)等重要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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