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的代理人與王朝秩序的展開（代序）溫春來樹鑫大作殺青 邀我作序。我欣然應允 溫春來｜《再造土司：清代黔東南的社會治理及變遷》序 - 趣味新聞網

西南的代理人與王朝秩序的展開（代序）

溫春來

樹鑫大作殺青，邀我作序。我欣然應允，不隻因為樹鑫是我學生，更重要的是，我認為本書對深入理解明清西南如何進入王朝秩序有重要價值，我很樂意與讀者分享我的這一認識。

西南國傢傳統vs.無君長傳統

十多年來，在多次學術演講與數篇（部）論著中，我不斷強調《史記・西南夷傳》對認識整個傳統時期西南社會格局的意義。兩韆多年前，曾親履巴郡、蜀郡、邛、笮、昆明等地的司馬遷，將在西南遼闊地域中繁衍生息著的眾多人群分為兩大類。一類有某種政權形式，存在較大聚落與君長統治，如夜郎、滇等，他用高度概括的語言描述道：

西南夷君長以什數，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屬以什數，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長以什數，邛都最大：此皆�s結，耕田，有邑聚。

另一類人群則比較鬆散，缺乏製度化、階層化的權力架構，人們居無定所，“隨畜遷徙，毋常處，毋君長，地方可數韆裏”。

上述兩種基本的社會形態，在西南曆史中長期延續。雖然自西漢起，中央王朝就開始瞭對西南的大規模經營開拓，但其進程反反復復，並非一個統治越來越深入的綫性過程。到宋代，西南許多地方性政權完全遊離於大一統體係之外，我稱之為“多‘國’林立的宋代西南地區”。宋王朝也從未把統治西南視為顯示自身正統性的必要條件，據說宋太祖鑒於唐朝與南詔關係的教訓，“乃棄越�`諸郡，以大渡河為界，欲寇不能，欲臣不得”，是為“禦戎之上策”由此，在後世演繹齣瞭廣為流傳的“玉斧畫河”的傳說。對於曆史上兩種秩序在西南並存的局麵，我用“西南國傢傳統vs.無君長傳統”來形容。

許多地方性政權都有書寫自身的能力，而關於中央王朝在西南的各種開拓與施政，也因需要麵對這些地方性政權的存在而留下瞭相對較多的記載。與此相應，既往的西南民族史研究，成果偏重於有“國傢”傳統的區域與人群。我自己也不例外，過去二十多年，我在故紙堆中鈎沉索隱，在田野中探幽析微，神思冥遊於西南山地中長期存在的眾多“國傢”之中，考察它們的政權結構、典章製度、文字文明以及與中央王朝的關係，圍繞傳統中國的“版圖”觀念，提煉齣“異域”“羈縻”“新疆”“舊疆”的模型，以解釋大一統秩序如何在南方地區展開。此後我又將“西南國傢傳統”作為我另一本小書的關鍵詞，以此考察西南非漢人群如何因應、參與中國從傳統王朝國傢嚮現代民族國傢轉型的過程，在新的政治、社會環境中，他們怎樣努力打破漢、滿、濛、迴、藏五族共和框架的桎梏，建構自己的“夷族”身份及其與中華民族的關聯。其間我也不時思考過西南的無君長社會，卻因精力所限無暇深究。但我堅持認為，這一領域，是將西南民族史研究推嚮深入的主要方嚮之一，並已著手撰寫一部相關的小書。最近，有意識地就此努力的作品，有謝曉輝的《製造邊緣性：10～19世紀的湘西》，該書以“各有君長”的湘西北及其南部無君長統屬的苗區為研究對象，緻力於考察王朝秩序在此兩大類型社會中推進的過程、它們彼此之間的伴生關係以及它們如何在上韆年間持續作為“邊緣”而存在。到瞭20世紀，這兩個在地理與交通、生態與生計等外部條件方麵都很相似的地區，最終呈現齣截然不同的麵貌，湘西北幾乎被視為漢人社會，而湘西南卻成為著名的民族地區。

樹鑫所研究的區域，與曉輝所考察的湘西南苗區毗鄰且有著諸多共性，但文獻與田野的結閤程度，在樹鑫的大作中呈現得卻相對不那麼明顯――盡管他也在黔東南做過深入的田野調查，這多少有點令人感到遺憾。在樹鑫之前，黔東南苗區已吸引瞭曆史學者的關注，産生瞭一些富有學術價值的論著。在前人的基礎上，本書在史料發掘與史實揭示方麵均有重要推進，但我認為本書最大的特色在於，它是一部問題意識明確、注重社會語境的製度史著作，圍繞土弁製度，緊扣社會經濟變遷，結閤地方人群的主體性，探索清代王朝秩序在無君長傳統的黔東南苗疆推行的過程。我深以為，這是近年來西南民族史研究的重要成果之一。

尋找代理人

較之現代國傢，傳統國傢的官僚機構規模都比較小，公務人員的數量非常有限，其統治秩序在地方的建立與維持，非常有賴於一些正式官僚機構之外的代理人、社會權威或組織。我們熟知的紳士、宗族、吏胥等，都可以放到這一框架下去理解。而在王朝過去未曾有效管控的邊遠地區，情形更為復雜，在遠離中心、交通險阻、地形復雜的區域，麵對著語言不通、風俗不同、心理認同殊異的非漢人群，王朝不得不更多放棄直接統治的嘗試，因地製宜，因俗而治，而其中的關鍵之一，在於找到恰當的代理人。

以西南而言，在那些存在君長傳統的地區，有現成的首領，民眾也形成瞭接受統治的習慣，王朝將其納入大一統秩序時，直接將相應的首領委任為代理人即可，比較簡單。通過正統宣示以及朝貢、承襲審批等製度，王朝不但在名義上確立瞭對該地區的統治權，而且迫使代理人（而非其下麵的民眾）嚮自己繳稅應役（王朝能在多大程度上獲得這種收益，視其對代理人的控馭程度而定）乃至為自己徵戰（王朝通常要為此支付糧餉並給予錶彰），而代理人對地方的實際控製以及地方既有的權力結構，大體上得到維持。由此，王朝以較低的行政與軍事成本，建立瞭一種不同於內地的統治秩序。這種安排的典範，就是元王朝滲入西南地區多“國”林立的格局之後所建立的土司製度，這一製度被明、清王朝所繼承，其餘波一直延續到民國時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一直認為，不應把西南君長傳統簡單理解為王朝拓展大一統秩序的障礙，某些君長的權威固然能聚集起強大的反叛力量，但在總體上他們助推瞭王朝秩序的落地。當然，王朝的最終抱負是將那些非漢人群籍為編戶齊民並以流官管理之，所以一旦站穩腳跟之後，就會積極尋覓可乘之機。因此自明初開始，改土歸流就不斷發生，西南土司區域持續被壓縮，尚存的土司，其實際統治權力也大多不斷受到侵蝕。

有意思的是，在一些存在君長傳統的地區，王朝改土歸流之後，未能很快培育起一個在儒傢意識形態中更具正統性的士紳階層，麵對著那些不通漢語、對官府充滿隔膜且在心理上仍然認同土司權威的本地民眾，朝廷與地方官員不得不容忍在過去土司體製中享有權勢的土目群體，讓他們成為新形勢下的代理人，在他們的協助下徵稅派役並處理各種命盜案件。當一些覺察到官府、朝廷纔是更高權威的本地民眾起而挑戰土目時，官員們一方麵藉機打擊土目，壓縮其權勢，一方麵又擔心土目完全喪失權威之後地方不易管理，力圖在二者之間尋求最佳平衡點。

在無君長傳統之地，王朝建立統治秩序在某種程度上更為不易。同無數桀驁不馴且沒有被統治習慣的非漢人群打交道，遠比同一個能有效統治眾多人群的代理人打交道艱難，成本也要高齣許多。沒有龐大的官僚與公務人員係統，缺乏閤適的代理人，極大增加瞭建立統治秩序的難度。所以西南的許多這類地區，進入王朝秩序的時間都比較晚，甚至到民國時期尚遊離在政府的管控之外。

當王朝進入無君長傳統之地特彆是那些地形復雜、交通艱險的地區時，挑選並扶植一個或若乾個代理人，提升他們在地方的權威，授予他們相當的權力，成為一種可行的選擇。近年來，我經常與謝曉輝、任建敏兩位朋友討論這些話題，我們認識到，西南的一些所謂土司，原本在地方的統治權力與範圍有限，其權勢是在王朝推行大一統秩序的過程中擴展起來的。如建敏有較多研究的桂西地區，長期以來並未形成強大的地方性政權，而是形成依附於中央王朝的羈縻州峒，直到宋元時期隨著中央王朝大一統秩序在當地的推行纔塑造起南丹莫氏這樣的準地方性政權。

樹鑫所研究的黔東南苗族地區，乃明清文獻中所描述的“生苗”區域，是非常著名的無君長之地，清雍正年間開闢“新疆”後纔納入王朝的管轄。當地苗民沒有文字書寫的傳統，而王朝也對這群長期遊離在自身之外的人群缺乏瞭解，不加記載。所以，正如樹鑫所言，在清王朝進行“開闢”之前，黔東南苗疆的自身傳統，學界所知極少，或將晚近社會結構套用在開闢之前的苗疆社會上，或猜測大於實證。樹鑫非常用心地從雍乾之際形成的《南徵日記》入手，從蛛絲馬跡中推尋黔東南苗疆自身的村落、人群與組織情況，雖然還隻是初步性的考察，但已經相當難得。接下來，本書在深入考辨清代土司製度與“廳”製的基礎上，結閤社會經濟變遷，細緻而深入地呈現瞭清王朝的統治秩序如何在一個無君長傳統之地展開，以及從中怎樣産生瞭一種奇特的土弁製度。

雍正年間開闢苗疆之後，如何對之進行治理存在爭議。以兵部侍郎王士俊為代錶的官員建議選擇、扶植代理人作為土司來管轄苗民，而經略苗疆貴州總督兼管巡撫事的張廣泗則認為該地嚮無首領，“其情渙而不相聯，人散而不所屬”，主張編立保甲，設立鄉約保長。如此，則這塊新闢之地，在基層社會治理上，幾乎與內地等同，並無“新疆”特色。清王朝最終采納的就是這一方案。結閤更長的時段與更廣闊的地域來考察，我們是可以理解清王朝的這一決策的。經過明清兩代的持續經營，貴州及其附近的大多數土司已經消亡，過去王朝難以直接統治的眾多非漢人群大多成瞭國傢的編戶齊民，留存的土司，統治權力也受到極大壓縮。具體到黔東南苗疆地區，經過雍正年間的大力徵伐，軍隊已經深入駐紮，大批屯堡次第建立，理苗廳等流官機構順利設置，清王朝有足夠的自信在此實施內地的製度，“無中生有”地扶植土司之類的代理人在許多官員看來已經沒有必要。

然而，統治實踐中遇到的睏難遠比設想的復雜。公務人員的有限、語言的不通、缺乏內地士紳階層之類的代理人，使地方官員不得不倚重在開闢苗疆和平定“苗亂”中發揮重大作用的熟悉苗情、能懂苗語的通事人員，給予他們土外委、土韆總、土把總等頭銜，賦予他們一定的權力，協助官府施政。這就是苗疆土弁製度的由來。而乾隆初年張廣泗等官員所謀劃的仿照內地保甲、鄉約在“新闢苗疆”簽立頭人的製度，事實上被擱置瞭數十年，直到苗疆民眾與官府之間的隔膜得到較大改善後纔逐漸實施。相應的，土弁的職權受到越來越多的限製，苗寨脫離土弁而直接歸屬地方官府管理的情形不斷齣現，到晚清時期，地方動亂進一步削弱瞭土弁的勢力與管轄範圍，動亂平定之後，地方當局善後規劃中提齣的裁革土司之議，以及黔東南苗疆地方流官政府的應對之策，使土弁在基層社會權力格局中的地位更趨式微。

樹鑫在地方社會史的脈絡中，清晰地論述瞭土弁的興衰過程，揭示瞭王朝在一個無君長傳統之地建立統治秩序時，直接統治的意圖與政策製度是如何與現實碰撞的，麵對著實際睏難的地方官員，不得不違背自己的初衷乃至朝廷的規定，扶植起土弁作為代理人，而隨著苗寨自身社會力量的整閤、發展以及苗區民眾對官府與漢語的日漸瞭解，官員們因勢利導，最終一步步廢除瞭自己扶植起來的土弁，可以置於保甲、鄉約體係之中的頭人等則成瞭新的代理人，苗疆社會在基層社會治理方麵就此與內地更加接近。開闢苗疆之初所設計的製度，百年之後纔得到貫徹。

“不倫不類”的土弁

在苗疆社會中長期扮演著重要角色的土弁，與其他代理人相較，有什麼特色呢？隨著研究的深入，目前學界已經充分認識到，土弁雖然設置在非漢地區，且通常係終身製，但他們中許多人並不管理村寨，也不世襲，又大多沒有印信、號紙，因此並非嚴格意義上的土司。然而學者們也注意到土弁在西南許多地區具有管理地方的實權，與世襲土司無異。樹鑫通過考察土弁製度在苗疆社會中的實踐情景，將對土弁的認識推進到瞭一個新的高度。

黔東南苗疆土弁的來源復雜，包括鄰近苗疆的內地州縣的民人、鄰近苗疆的內地州縣土司的後人，以及土司轄下的土民等。因為乾隆初年張廣泗等官員關於苗疆不設土司的意見最終成為定製，所以在朝廷層麵，土弁未能獲得正式授權和任命，更沒有印信、號紙之類代錶著朝廷認可的文件，他們沒有自己的領地，也沒有被授予徵糧與處理命盜案件的權力，他們甚至每年領取工食銀――而土司通常不領薪。不管從哪個角度看，他們都不像土司，所以光緒《黎平府誌》在介紹瞭土弁之後，不忘補充一句“各寨均歸其管束，由布政使司頒給鈐記。嚮無土司”。

程序上，清代土弁的授職，應係中央政府批準後由地方督撫僉給委牌委任，但在實踐中，從督撫直至府廳州縣的各級官員，都設置瞭大量未經中央認可的土弁。因此，不同的土弁，其授權來自不同層級的官府，非常隨意和混亂。乾隆朝後期，經福康安和雲貴總督李侍堯的推動，纔製定齣土弁的承襲章程，試圖杜絕督撫擅專之權，並對那些地方官員擅設的土弁進行裁汰，但實際上仍然以父祖有功為由，保留瞭大批這類土弁。而地方官府也並未恪遵革除不閤法土弁之令，“上革下不革，明革暗不革”。這一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現象，也許不能簡單歸於官員們陽奉陰違的積習。這可能與他們更為熟悉地方情形、麵臨著地方治理的實際睏難有關――如果完全按朝廷命令清理土弁，施政將麵臨重重睏難。

土司職位通常是世襲的，但土弁在承襲時卻有“照流官例更替”的規定，地方官在委任土弁時，又常常對其權力做齣限製，僅讓其協助治安緝查，不許其“理村寨”，禁止其掌握有關錢糧、夫役、詞訟的權力，同時還發給土弁“工食銀”――這是官員衙署中額設的吏役的待遇，如此，土弁具有“在官人役”的身份特徵，同真正的土司相去甚遠。但顯然也不應把他們視為衙役、書吏之流，因為在嘉慶《大清會典》的《兵部》捲中，“土弁”與“土司”並列。

在處理地方事務時，許多土弁常常跨過地方官府給他們劃定的權力邊界，成為村寨的實際統治者，掌賦役、詞訟、采買兵米等事。為瞭更好施政，地方官員許多時候對此持默許乃至縱容的態度。而貴州地方當局未經中央政府批準，擅自換給通事以土弁職銜和委照，並允許其世襲的做法，更使土弁儼然土司，而他們也常以土司自居，或被苗民視為土司。

綜上，本書為我們揭示瞭一種權力來源多樣、身份界定模糊、難以歸於正式職官體係、介於閤法不閤法之間、運作與規定常常脫節、各方對之有不同解釋的“不倫不類”的土弁製度，其興衰深刻反映齣王朝秩序進入一個無君長傳統之地並不斷深入的過程。其中所蘊含的學理價值，讀者自有明鑒，不待我贅言。

樹鑫從本科學位論文到博士學位論文，都是在我的指導下完成的。我目睹瞭他的學術成長過程，並且從中獲益匪淺――“教學相長”對我們來說是準確而樸實的錶述。現在他的大作齣版，我讀後深受啓發，拉拉雜雜寫瞭一些話，權當序言。

2022年3月5日

於廣州中山大學康樂園

內容簡介

土司製度是理解曆史時期西南地區國傢治理的重要麵嚮之一。按學界通行的看法，土弁是清雍正朝改土歸流後在西南地區依照綠營弁銜專門設立的土職，屬於武職小土司。本書圍繞黔東南苗疆土弁的設立與嬗變，緊扣社會經濟變遷，並從地方人群的主觀能動性齣發，在史料挖掘和史實梳理的基礎上，揭示齣土弁實際上是一種權力來源多樣，身份介於土司、流官、差役之間的職官。土弁在黔東南苗疆基層社會權力結構中的地位興衰，深刻反映瞭清政府在這一開闢之前仍屬於“不通聲教、不服王化、互不聯屬、無君長傳統”的地區推行王朝秩序並不斷深入的過程。

作者盧樹鑫，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員。

齣版時間 2022年5月

目/錄

緒論

第一章 “開闢”苗疆與雍乾之際的苗疆社會

第一節 “化外”與羈縻

第二節 雍乾之際苗疆的村落、人群與組織

第二章 清廷在苗疆的治理結構與施政實踐

第一節 苗疆治理體係的構建

第二節 理苗廳的職責與施政實踐

第三節 苗疆的鹽政設計與區位影響力上升

第三章 流土並治格局下的苗疆土弁設立

第一節 清初以來在西南邊疆設立土弁的先例與實質

第二節 不設土司治苗：理苗廳基層社會治理思路的奠定

第四章 土弁在苗疆基層社會治理中的運作實踐

第一節 作為在官人役的苗疆土弁及其身份轉變

第二節 土弁製度的運作與調適

第五章 苗疆開發與基層社會權力結構的變遷

第一節 苗疆開發過程中的製度因應與人群互動

第二節 理苗廳基層社會權力格局的嬗變

第六章 苗疆土弁勢力的式微

第一節 各方對“鹹同苗亂”的因應與善後

第二節 清廷裁革苗疆土司與理苗廳治理體係重構

結語

附錄 清代土弁分布匯總

徵引文獻

後記

整理 石石 審核 李麗麗 宋榮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