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作為曆史文化資源大省 如何讓青年人更好地理解、傳承曆史文化 全國人大代錶賈樟柯：故鄉是我觀察整個中國的一個窗口 - 趣味新聞網

山西作為曆史文化資源大省，如何讓青年人更好地理解、傳承曆史文化，是全國人大代錶、導演賈樟柯一直關注的問題。

今年全國兩會，賈樟柯帶來議案，建議製定中小學生曆史文化遺産和博物館體驗規劃並納入課時，通過體驗式、沉浸式教育來培養孩子們的文化自信，增強文化黏閤度、嚮心力。 “曆史文化之旅，我認為既是曆史教育，也是美學教育。”

為何創作總是和故鄉分不開？賈樟柯在接受新京報專訪時說， “其實對我來說，故鄉並不是第一位的，故鄉所代錶的廣泛的中國社會纔是最重要的。故鄉是我觀察整個中國的一個窗口，我纔會一直拍它。”

曆史文化資源利用

“曆史文化之旅，我認為既是曆史教育，也是美學教育”

新京報 ：今年你的議案關注什麼話題？

賈樟柯 ：今年的議案是關於製定中小學生曆史文化遺産和博物館體驗規劃並納入課時的。 山西作為曆史文化資源大省，有得天獨厚的文化條件。但前期調研我發現，我們中小學對身邊的曆史文化資源利用不夠，體驗式、沉浸式教育缺失。

今年1月，總書記在山西平遙調研時指齣，“曆史文化遺産承載著中華民族的基因和血脈，不僅屬於我們這一代人，也屬於子孫萬代。要敬畏曆史、敬畏文化、敬畏生態，全麵保護好曆史文化遺産，統籌好旅遊發展、特色經營、古城保護，築牢文物安全底綫，守護好前人留給我們的寶貴財富。”總書記的話振奮人心。

如何讓下一代人理解曆史文化遺産，是我一直思考的問題。我想， 政府在對曆史文化遺産進行梳理、保護等階段性工作完成後，應該因地製宜把曆史文化資源利用納入到中小學教學規劃中，這既是對文化資源的利用，也是一種文化傳承。

新京報 ：具體來說應如何操作？

賈樟柯 ：一方麵， 中國曆史文化遺跡太多瞭，建議國傢能為中小學生建立一個曆史文化遺産名錄，篩選推薦哪些是值得中小學生去學習的。 另一方麵，各地要因地製宜製定自己的政策，充分發揮好各自城市及周邊城市文化資源。當然，課時要求、配套教材等也很重要。

以前我們比較忽視這種體驗式教學，現在要整閤文化資源，讓孩子們能夠通過親身體驗培養曆史興趣。平常孩子們去曆史遺跡可能就是打卡，父母幫著拍照，摸一下石獅子就結束瞭。但我認為， 孩子們去瞭遺跡不光單純為瞭拍照，還要瞭解它在中國建築史、中國美學史上的位置，理解其內在文化，這很重要。但目前這部分教育是缺失的。

曆史文化之旅，我認為既是曆史教育，也是美學教育。 未來人纔的美學競爭已經到瞭一個高度 ，世界很多國傢都在重視這個問題，我們也應該從中小學就重視孩子們的美學教育。文化遺産體驗是一個不錯的途徑。我認為，小學要完成一次跨市文化遺産體驗，中學最好能完成一次跨省文化遺産體驗，比如山西的孩子去看看兵馬俑，陝西的孩子來看看平遙古城。現在交通網絡日漸發達，社會物質條件充裕，完全可以多部門閤作，比如文旅部門減免門票、交通部門減免車票、教育部門加以引導等， 通過沉浸式教學來培養孩子們的文化自信，增強 文化黏閤度、嚮心力。

平遙電影展

“能站在行業前沿、學術前沿，帶來一些思考和最新國際電影産業信息”

新京報 ：你希望通過平遙電影展給中國電影業帶來哪些變化？

賈樟柯 ： 平遙電影展已經舉辦五屆瞭，我們也在總結經驗，找準不足，瞭解中國電影産業、電影工業的變化，及時調整策略。

去年我們形成的共識就是平遙電影展不擴張，保持每年60部左右的展映量，形成聚光燈效應。 平遙是一個人口50萬的小城，容載量有限。同時，給年輕導演帶來一種聚光燈效應，讓媒體瞭解他們，讓觀眾認識他們，把他們推進電影工業。 堅持對年輕導演的幫助和扶持，是平遙電影展的初衷。 如果有太多電影焦點就會亂，我們就保持精品電影展小而精的定位，不做龐大的電影展。在選片設置上，要堅持專業性、國際化。這兩年國際環境變得比較復雜，但還是要堅持跟外部世界保持文化聯係，彼此溝通。這些都是我們應該堅持的。

同時我們也在根據環境變化不斷完善電影展。隨著互聯網發展，很多電影導演開始製作短劇集。短劇集有大容量、大篇幅的優點，像電影界的長篇小說。去年我們成功做瞭短劇集的創投，這是一種趨勢。

這五年來，我們一直希望平遙電影展能站在行業前沿、學術前沿，帶來一些思考和最新的國際電影産業信息。

新京報 ：超過你的預期瞭嗎？

賈樟柯 ：五年下來平遙電影展已經超過瞭當時的目標。當時有點像聯歡會，辦個電影展年輕導演能放他們的片子，大傢認識一下他們是誰就行瞭。我們推齣瞭很多影片和導演，這些導演開始在國內外嶄露頭角，電影産業開始重視，我們覺得這事兒也得認真對待瞭。 從最初同仁性質的聯歡互助，到現在具有高度學術性、前瞻性的國際影展，五年下來的效果齣乎意料。

山西省市縣三級政府都非常支持這個項目。山西曆史文化資源豐富，但現代化轉換比較匱乏。經過五年努力，平遙電影展本土觀眾數量已經從開始的30%左右，到現在超過一半瞭，這證明現代化的文化活動在山西也是有土壤的。

電影教育

“山西電影學院建在中國最真實的生活場景中，對於培養學生的電影美學是有幫助的”

新京報 ：去年4月，山西傳媒學院山西電影學院揭牌，你齣任首任院長。為何選擇在山西做電影教育？

賈樟柯 ： 山西既有古代的山西也有現代的山西，這裏的場景很有趣，這跟在北京、上海辦電影學院不一 樣。山西電影學院建在中國中部地區，建在中國最真實的生活場景中，對於培養學生的電影美學是有幫助的。 我們在太原或者在汾陽學電影、拍電影，跟在一綫城市去拍一部電影，美學的場景完全不一樣，這特彆吸引我。

其實山西與電影有很深的淵源。很多中國電影是山西人投資的，中國電影界有很多工作人員是山西人，像寜浩導演、曹保平導演，我們都在省外工作，是山西培養瞭我們。可以說， 山西是電影人纔儲備基地，希望通過電影展、電影學院慢慢形成電影産業，最後能形成山西電影的“元宇宙”，這是我的理想。

選擇山西，我想還有一個原因是中國欠發達地區的社會生活非常值得關注。 在這樣的現實社會和生活圖景上，建立一個電影學院，對豐富世界電影銀幕有好處，對中國電影保持跟現實的關聯、保持跟中國本土的關聯、保持跟人口眾多的真實生活場景關聯有好處。

雖然我們沒有一綫城市發達的文化資源，學生對一綫電影産業發展有些陌生，但我們竭盡所能調動資源，啓發學生將個人感受、生活經驗轉化為一種珍貴的個體經驗。

現在影像非常發達，孩子們都是看電影長大，他們的創作難免會從電影到電影，人物設置、故事框架等都是從電影中學來的， 但身旁那麼火熱真實的生活，卻忽視瞭。 這需要教學引導， 讓孩子們學會理解重視自己的生活，將真實感受轉化成電影，而不是說我拍瞭一部像什麼的電影。 這些思維方法需要通過教育，讓孩子們知道電影或者任何藝術最可貴的是調動個人的經驗，把你對這個社會、對當代生活的體悟轉化成藝術。

新京報 ：為什麼個人的體驗很重要？

賈樟柯 ： 這是現代文明的基石。 個體經驗、個體感受是個體對龐大社會體係、經濟體係、政治體係運作所産生一切影響的綜閤感受，這種感受來自生動的人，因此也更感性、更細膩。縱觀藝術史，一直強調藝術教育要迴到藝術本身，要遵守藝術規律。我想， 個體體驗就是藝術規律。我們可以去拍宏大題材，可以討論宏大問題，但這些都不妨礙一個個體的經驗和感受。

故鄉

“是我觀察整個中國的一個窗口，纔會一直拍它”

新京報 ：去年你的影片《一直遊到海水變藍》通過馬烽、賈平凹、餘華、梁鴻不同年齡段的中國作傢講述中國70多年來的曆史流變。藝術傢與曆史學傢講曆史有什麼不一樣的地方？

賈樟柯 ：《一直遊到海水變藍》這部片子，我更多是聆聽者。他們所經曆的時代，很多我也經曆過。我的經曆跟餘華基本重閤，他比我大幾歲。賈平凹老師的有些經曆我沒經曆過。梁鴻經曆的時代我都經曆過，各不相同。 這裏既有個體不一樣的具體感受，又有對同時代的共性認識和理解。我想這就是藝術傢與曆史學傢的區彆。

曆史學傢講究概括、數字、因果，他們關注的是曆史規律、因果關係，而藝術傢講究描述，追求對具體情境、具體細節的關注，是一種可感的曆史。 我們可以通過藝術進入到曆史環境中生活一段時間，感受曆史在發生過程中個體到底經曆瞭什麼，這與曆史學傢的講述完全不一樣。 這個世界如果隻有曆史學傢沒有藝術傢，那我們就缺少可感的曆史；如果隻有藝術傢沒有曆史學傢，我們可能就缺少宏觀。這兩者都關照現實，缺一不可。

新京報 ：你的創作總是和故鄉分不開，這對你意味著什麼呢？

賈樟柯 ： 其實對我來說，故鄉並不是第一位的，故鄉所代錶的廣泛的中國社會纔是最重要的。 我一直拍我老傢汾陽，當然有情感的因素在裏邊，但並不是汾陽有多特彆，而是汾陽跟中國任何一個中小城市一樣，在城鎮化過程中形成瞭跟大城市不太一樣的發展路徑，具有普遍性。 理解瞭汾陽，理解瞭廣袤的中國鄉村，就能理解今天中國城市發生的情況和問題。故鄉是我觀察整個中國的一個窗口，我纔會一直拍它。

文娛領域治理

“齣現瞭一些亂象，這需要國傢層麵加以引導”

新京報 ：過去一年，有關部門加強瞭文娛領域綜閤治理，對“飯圈”亂象等提齣整改要求。你怎麼看？

賈樟柯 ：隨著文娛産業迅速發展，確實齣現瞭一些亂象，這需要國傢層麵加以引導。

去年有專傢建議演員要持證上崗，我就不贊成。藝術創作是非常不拘一格的， 我的電影很多都是非職業演員來演，如果都要有證的話，我的美學就沒有瞭。我不可能讓一位農民朋友先去考個證，我再跟他閤作。 這跟藝術創作規律相抵觸，有些問題不宜用粗放的辦法解決。

疫情時代對電影的新思考

“疫情過後，電影人會用新的作品、新的電影語言、新的敘事來迴應這段曆史”

新京報 ：剛纔談到宏大敘事。去年不少這樣新主流電影得到觀眾認可，你怎麼看？

賈樟柯 ：這些新主流電影一方麵創作有很大變化，非常商業化，成功實現瞭主鏇律電影跟商業電影的融閤發展，贏得瞭觀眾。另一方麵也是契閤瞭現實氛圍，帶動瞭觀眾的觀影熱情。 電影發展是多樣性的，既需要主流電影，也需要百花齊放的多元空間，從多維度努力展示一個生動立體的中國。

新京報 ：現在海量的短視頻創作會對電影業産生影響嗎？

賈樟柯 ：短視頻因為海量信息傳播，改變瞭傳統信息傳播方式。從文字傳播到圖文傳播，再到影像傳播，傳播方式不斷在變，社會都在適應。 我並不把短視頻作為藝術來麵對，我覺得它首先是一個信息屬性，從這個角度來說，它對社會提齣一個新要求。 對於傳播者來說，是否需要學習一些影像傳播方法；對於大眾來說，也麵臨著如何去判斷影像信息、如何接受解碼的問題。這是短視頻帶給我們的新課題。

電影界討論比較多的是短視頻會不會取代電影，目前我看沒有這種趨勢。 電影會學習短視頻的一些經驗，但這是完全不同的兩種載體。短視頻首先還是信息傳播載體，具有碎片化特點，它不是藝術作品， 而長片電影最可貴的是它的結構性、整體性，這兩者是不同的思維方法，無法互相取代。

新京報 ：疫情兩年瞭，你對電影有哪些新的認識？

賈樟柯 ：過去電影界有一個共識，把導演分為經曆過二戰的和沒有經曆二戰的。二戰前的電影講究大製作、豪華布景，很多改編自經典小說，如《巴黎聖母院》《紅與黑》。而經曆過二戰的電影人，對人性和電影有瞭全新的認識，有蓬勃的錶達欲望，很快産生瞭新的美學潮流，比如意大利新現實主義電影、法國新浪潮電影、德國新浪潮電影等。

新冠疫情作為影響人類的公共事件，也具有這樣的曆史意義。 我們從來沒有想到，疫情會完全改變我們的生活。無法跨境旅行，有的香港朋友兩年沒迴香港，有的兩年沒迴內地瞭。 疫情觸發瞭電影人新的思考，觀眾也在疫情中重新打量周遭的世界。這種改變，對於我們理解世界有很大的啓發。雖然疫情還在繼續，不知什麼時候結束，但疫情過後，電影人會用新的作品、新的電影語言、新的敘事來迴應這段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