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古代儒傢思想長期處於主導地位 官員以及皇帝都是非常注重“天人感應”。像宋代的士大夫大部分非常注重災異現象 擅長自我反省的宋代皇帝，天災人禍沒處理好，先發個微博譴責自己 - 趣味新聞網

我國古代儒傢思想長期處於主導地位，官員以及皇帝都是非常注重“天人感應”。

像宋代的士大夫大部分非常注重災異現象，他們將天災與政治緊密聯係，往往認為君王在政治上有失，那麼老天就會降臨災禍以示告誡。

擁戴“天人感應”理論的士大夫們，上可以此抨擊君王不作為；相對於有不同政見的官僚階層也容易因災情齣現黨爭，使派係爭鬥愈演愈烈，造成統治階級上層動蕩。

在民間百姓也主觀認為災禍是上天對君主的譴責，百姓因是直接受害者對君王不滿，甚至爆發起義導緻王朝危機。同時因為災情嚴重，政府救治不力，國內實力不足也會引發鄰國的軍事進攻。

那今天我們就來聊聊，宋朝官員和皇帝對待天災人禍是一個什麼態度。

官員對災害的認識與態度

重視災情，直言上書真宗鹹平四年（1001）底至五年（1002）河北路大雨不斷，河水泛濫，水溢嚴重，民田被毀。時任通進銀台司兼門下封駁事的田锡，由於職務之便，得以較早收到相關災情。

五年初他撰奏《上真宗乞賑給河北飢民》，嚮皇帝進言，他先嚮皇帝報告近日災情的嚴重情況：

文中首先說霸州、乾寜軍、莫州、滄州紛紛奏報餓死數人，希望引起皇帝重視。

然後強調皇帝雖已下詔讓轉運司根據災情相應減價賑糶，但除此之外再無進一步措施瞭，田锡認為相關部門隻做到這一步，根本就沒有稱職。

最後指齣皇帝與宰執的職責，在救災中沒有盡心，是皇帝辜負百姓。

而宰執未引導今陛重視災情，同時恩澤未真正嚮下惠及百姓，未使民間看到聖德，就是宰執辜負瞭陛下的信任。

希望皇帝可以引咎罪己，降德音於受災州府，同時做齣充分的賑貸措施，使百姓真實的知曉天子的憂恤之心，並希望皇帝采納雅言，利用常參官五日一轉的機會選拔並善用賢臣。

仁宗至和二年（1055），京東路、河北路從上一年鞦就開始瞭嚴重的旱災，一直到這年春季還是沒有很大緩解，因災情嚴重，京城也湧入大量的流民，朝廷雖然已做減免賦稅的措施，但情況並未好轉。

三月辛巳，知諫院範鎮上書：範鎮認為如今乾旱現象就是因為仁宗被小人蠱惑，正是各種政事猶豫不決造成的，同時也批評瞭宰執遇事不奏。

丁亥日，時任翰林學士的歐陽修聽聞在如此災情下，朝廷還打算勞役三十萬百姓修黃河，也上書道在如此天災民睏之時，朝廷卻“不量人力，不順天時，知其有大不可者”。

而京東路韆裏之地，皆旱情嚴重飢饉之民，被天災所纍，這時聽聞還將去服河役，生計大事還如何恢復？這將會導緻流亡、盜賊之憂患，不可能不擔心虞。

兩位官員都從災異觀上分析瞭該年的大旱，希望仁宗在政事上不要猶豫不決，在災情嚴重的情況下為民著想，不要再增加百姓負擔，以安定民心。之後仁宗又下令減賦稅、開倉濟糧，救濟流民，祭祀祈雨，災情得到一定緩和。

到瞭四月乙卯日，範鎮又上書仁宗，認為流民過多實則是因為政府的常年“重斂”。

雖然平常年份無大事大災時，但還是勞役百姓，不懂體恤，地方官為瞭政績好看，貪政於民，沒有輕其租賦，有時雖收成很好但因為這些負擔，百姓依然不能實現一直溫飽。如此這般，即便到瞭災荒之年就算薄賦，已經來不及瞭。

官府重斂則是因為軍費開支過大以及大量興修土木，因此範鎮認為政府裁減各部費用、解決冗官冗費纔是以民為本、穩定政局的根本。

以上舉齣的例子都能看齣來，官員對於災情有多麼重視，而且上書的時候直言不諱，再加上帝王對這些上書也比較上心，因此多數時候還是可以緩解災情的。

利用災異進行黨爭雖然官員都重視災情，但也有不乏利用災情進行黨爭的官員。

宋朝黨派之爭一直都非常興盛，不同黨派之間爭相罰異，而災異學說就為他們提供瞭利器，這在熙寜變法時期尤為嚴重，以王安石罷相為例。

王安石變法會動搖保守派官僚地主的根本利益，而由於神宗的支持，變法還是在一片反對聲中開始瞭，但熙寜年間，天災不斷，這就成為瞭保守派官僚攻擊變法的依據。

從宋神宗熙寜六年（1073）夏，直到七年春夏，河北、河東、陝西、淮南、兩浙、福建、京東西路等全國多路都發生瞭重大旱災，後蝗災又泛濫，飢民流離失所。

神宗因為久旱而憂愁不已，每當有輔臣進諫，都嘆息良久，誠懇痛切，保守派多次上書想要罷保甲、方田等事，神宗有所動搖，而王安石卻不以為然。

王安石說水旱是自然現象，就算是賢君如堯、湯，他們所治之下也不能幸免。而陛下自即位以來，經年多為豐稔之歲，今歲雖逢大旱，但應當更加注重多修人事，積極賑災，以此來迴應天災，但這根本不足以讓聖上如此憂慮。

由此可見王安石與神宗對待處理災害的態度就已經發生瞭分歧，安石認為處理災情遠不如變法重要。

而王這種不“敬天保民”的態度也成為瞭政敵不斷攻伐他的理由，王安石接連被保守派一方以旱災為由彈劾或攻擊。

麵對如此嚴重的旱災，變法派仍然嚮災民索要青苗錢，甚至催促其伐桑為薪以易錢貨，這種行為民間不滿者甚眾。

當時兩宮太後同樣反對變法，太皇太後對神宗道：“吾聞民間甚苦青苗、助役錢，盍罷之。”

並對王安石理政錶示懷疑：“王安石誠有纔學，然怨之者甚眾，上欲保全，不若暫齣之於外，歲餘復召可也。”

程顥麵見神宗時勸告其：“太皇太後之言，至言也。陛下不可不思。”

神宗惱怒，君臣不歡而散。

後幾日兩宮太後又痛哭流涕言說新法不便，指責：“王安石變亂天下。”

神宗也忍不住流涕，退齣兩宮後，命安石議裁損之。

久旱不雨，百姓流離，災情愈重，反對之聲愈烈，神宗對新法也日加猶疑，認為新法不便，想要盡數罷之。王安石不悅，屢次請求免相離京，神宗不許。

而變法派的呂惠卿又指使其黨羽每日假藉百姓之名投以匭函，乞留王安石，以此堅守新法。雖神宗欲留安石，但安石堅求去，神宗下手詔除王安石知江寜。

皇帝對災情的態度與行動

為瞭長治久安，兩宋皇帝對於地方上報的災情信息是非常重視的，災異之說在兩宋時期頗為尊崇，“天人感應”之說由此成為瞭災害發生後臣子嚮皇帝上書最有力的武器。

當災情上報到中央後，皇帝也會格外的重視，當麵對嚴重災情時要及時聽取臣子意見，發布具體救災措施，當措施成效不足，災民依然睏苦、災害依然形勢嚴峻或是民間輿論不利於朝廷時，皇帝就會頒布罪己迴應天譴，同時廣下德音。

重視災情，反省自身“天人感應”理論中，當皇帝的德行有虧或施政有誤時，上天就會降下災異，來警告君王。

宋神宗在談到上天對君主德行的反饋情況時指齣，看來正是因為君主德行缺失上天纔會降下災禍，災情越發嚴重說明君主的德行越有虧。

上文中所提王安石第一次罷相事件中，神宗與王安石兩人會齣現分歧，最根本的就在於對災情本身的認識與態度的不同。

王安石認為各種災害就是無關緊要之事，無論君主是否聖明都會發生，隻要按照救荒程序就可以解決，重點在官員辦事上麵，這不需要過分擔憂，更不能因為災情就罷免新法的推進。

而宋神宗在各種呈災公文、保守派災異思想的“轟炸”、各路官員人士對新法操之過急的批判、百姓在災荒中對新法的不滿以及自己對“天人感應”的相信下，就堅信自然災害就是上天對其施政闕失的譴責與告誡，對此不應該無所顧忌。

宋神宗反對王安石將自然災害視為尋常事件的看法，認為自然災害就是來自上天的警告。

在通過各種言路獲取到更多的災害信息後，內心的恐慌與憂慮也隨之增加，會更加反省自己和臣下的言行，注重救災措施的順利實行，廣降德音安撫災民，發布罪己謀求上天諒解，以此來穩固自己的統治。

發布德音、罪己詔等安撫災民詔令作為最高統治者嚮下發布的文書、文告，是傳達皇帝心聲的直接錶現。

當災害發生之後，最高統治者往往會發布多條詔令，這些詔令有些是直接的施政方針、具體的救災措施被傳送到地方政府，讓其直接實行。

也有在救災工作未有良好成效時專門公布給廣大臣民觀看，主要錶現皇帝的悔過之心、希望上天降罪於自己、生靈無辜、憐憫災民的情緒的罪己詔令。而發布這些詔令的目的則是希望在救災期間安撫民心。

罪己詔令與德音是君主反省自身，悔過更正的直觀體現。

其文字中蘊含的悔悟之情和改正闕失、清明政治的承諾以及適時輕徭薄賦、予民以德、減輕罪罰、積極賑災等措施可以適時地安撫百姓、鼓舞災難中的人心，同時博得臣民的好感，讓百姓在天災人禍中振奮精神，有利於撫慰民眾因災難而對朝廷失去信任的心理。

比如鹹平六年（1003）鼕十一月彗星顯現，真宗收到上報後擔憂不已，下詔自省道：“朕德薄，緻茲謫見，大懼災及吾民”。

彗星齣現是上天對自己作為君王的警示：自己德行闕失，害怕災禍會殃及百姓。

還比如治平二年（1065）陰雨不斷，京師多戶房屋下陷，被溺者眾。

八月，宋英宗因雨災頒布罪己詔，認為天降如此災傷皆因作為皇帝的我“不敏於德，不明於政，刑獄滯冤，賦繇煩苦。”嚮臣民發布公告，詔求直言。

同日司馬光、呂誨、呂大防、鄭獬等大臣當即相繼上書直言。希望英宗能夠聖德日新、隱恤民病、察納雅言，真正做到下詔有實言，得言有實用，而不是一紙空文，敷衍瞭事。

結語

綜上所述，不難看齣宋朝各方對災情的態度。

宋朝士大夫確實敢言，並且非常重視災情民生，雖然不乏有人利用災情進行黨爭，但不能否認他們對災情救助的貢獻。

而皇帝對待災情就更加上心，雖然自責發布罪己詔並不能讓災情緩和，但先發個“微博”譴責自己這一招，不得不說對民心還是起到瞭一定的緩和作用。